朱熹釋誠，認為“誠即所謂太極也”，這可能超出了周敦頤的原意。周敦頤隻是說誠以乾元為本源，依賴乾道之變化而始成立，故誠並非太極本身，而是太極的一種本質屬性。太極屬於宇宙論的範疇，誠則是一個心性論的範疇。就誠作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而言，其著重點是人極而非太極。在周敦頤的體係中，太極是宇宙的本體，誠是心髒的本體，道德的本體。人極本於太極，心性本於天道，雖然分屬於兩個領域，合而言之，仍然是一個一元論的體係。既然誠是心注和道德的本體，必然有體有用，展現為一個本體論的結構，而落實於心注修養層麵，也必然包含有本體與方法的內容。周敦頤在《通書》以下幾章圍繞著這些問題展開了論述。他說：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日禮，通日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複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動幽。誠、神、兒，曰聖人。(《聖第四》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鄧矣。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教聖人立教，傅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
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
可以看出，周敦頤在這幾章所闡發的思想，雖然都是本於《周易》，但卻偏重於內在的心注，而沒有顧及外在於心注的客觀自然之理。這也是理學詮釋《周易》的理論特色，表現了理學家的基本思路。《係辭》曾說：“《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周敦頤本此說以明小生之體無思無為，其發而為用，則見幾通微，無所不通，神妙萬物，充周而不可窮。凡是《周易》的一個重要的概念，指客觀事物外界環境中的陰陽變化的苗頭，吉凶禍福的先兆。《係辭》曾說：“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誌；唯幾電，故能成天下之務”。這是認為，極深的目的在於教人深刻地掌握陰陽變化的客觀規律，研幾的目的在於幫助人們通權達變，去建功立業，成就天下的事務。所謂極深研幾，主要是用於外上層麵的經世致用，而不是用於內聖層麵的心注修養。周敦頤則把對幾的理解由外工引向內聖，從心注論的角度來詮釋，認為凡是心注變化的苗頭，善惡之分的先兆。
就心控之體而言，無思無為，本然而未發，源於純粹至善之天道，其本質為善，名之曰誠。當其感於物而動，一念初動，動而未形，介於已發未發之間，則有善有惡，名之曰幾。所以說，“誠，無為；幾，善惡”。
誠必發而為幾，誠為靜，幾為動，動而正為善，動而邪為惡，因而善惡之分即正邪之分。所謂正邪，是以仁、義、禮、智、信這五種倫理規範作為判斷標準的，符合規範的為正，違反規範的為邪。這五種倫理規範雖是客觀外在的，其實源於內在的五常之性，統稱為德。德的本質是“用而和”。和就是陰陽剛柔兩種性質配合得恰到好處，和諧統一，無過無不及，這也就是中。朱熹認為，周敦頤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因為《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周敦頤則字就已發而言，把中理解為“發而皆中節”的意思。這種理解是本於《周易》的。《周易》認為，剛不必善，柔不必惡，剛若不與柔相配合，則為猛，為隘，為強架，柔若不與剛相配合，則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隻有剛柔並濟，協調配合，才能無過無不及，而形成～種中和之美。因而中既是判斷善惡正邪的標準，也是道德實踐所追求的最高目標。周敦頤認為，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感而逐通，而自然合乎仁義中正之道，故“誠、神、幾，自聖人”。聖人之所以能夠如此，關鍵在於聖人以無思為本，以思通為用，“幾動幹彼，誠動於此”。因此，人們應該學習聖人的榜樣，以思為聖功之本，在一念初動、善惡未著之際，見幾通微，戒棋謹慎，俗守中道，執著保持。這就是學習做聖火的心注修養的下手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