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過的清水江文書，都可提供鮮活的例子。就文書文本而言，似乎有時感覺差距不大，但一看背景差距就大了，比如說，文書中提到，幾十種物種，他租地買地，買地種植的東西，都講得很清楚。幾十種物種一對比之後，別的東西會變，這個東西不會變。就是每種作物，適應什麼土壤，在什麼海拔高度，在什麼土壤生長，都較少變化。例如種杉樹，杉樹本來不是低海拔植物，但在侗族的林業經營當中，一千米海拔以上生長的植物，經過人營林降到了三百米。這樣的生長已經改變了。這一改變在文書中體現出來了。有了這個背景——當然不僅是生物背景——包括家族的背景，從開發史的角度看，物種在什麼地方先落腳，宋代如何經營，明代如何駐軍，碼頭的位置，駐軍的位置，侗族、苗族的分布發展，必須把握整體格局，了解開發的先後秩序，才能更好地解讀文書。曆史背景清晰了，文書的意義就呈現了。所以，我建議反過來做。先通過大量文書的比較分析，專門探討整體背景。背景框架明白了，何類文書出現在何種位置，何類作物出現在何種位置，也就有對應的關係可供把握了。
有了大量知識背景的總結歸納後，接下去解讀文書就會一通百通，最終的工作，可能要反過來做。考釋工作和整理工作，走到這一步，如馮院長講的那樣，中層次的研究很有必要。清水江文明的背景，如果有通盤的背景知識以後，下麵的文書，每一份都可以落到實處，歸戶性就能發揮很大的長處。
順便講一點，徽州文書和敦煌文書。敦煌文書沒有背景可言，沒有歸戶性可言，它全都收在洞窖藏裏，背景全都不清楚。徽州文書原來具有歸戶性，但後來完全搞亂了。最明顯的例子是，明明是湖南和貴州侗族地區的資料，被編到徽州文書中了，原因是徽州文筆師爺把案子寫在徽州文書上，收錄的便誤會為徽州文書。剛才張先生提到不落夫家，也就是婚姻關係，其實是侗族地區的，但外界人士無法談起，歸戶性為我們帶來了背景支撐，研究工作就可以落到實處，這是清水江學建立的一大資料優點。在方法論上，不是傳統史學的做法，從宏觀把握再到微觀，而是係統歸納，從微觀中還原宏觀，這種反向研究可能要成為文書研究一個開創性的方法，如果能做好這一工作，就會依據三個因素而著名，就是貴大學術團隊的創造性新意。
主持人：謝謝楊老師很好的建議，下麵我們請貴州省民族研究所原所長翁家烈研究員發言。
翁家烈：僅就清水江項目提一些看法：
（一）富有特色
因為這是關於人地結合而進行的一項專題研究。就地域而言，是關於清水江流域的主體區域黔東南地區；就人而言，是關於該地區內苗侗民族有關林業生產、木材銷售等之契約文書。頗為類似有關彝藏走廊關於茶馬古道的研究，特色鮮明。清水江作為明清以來貴州與內地交通的重要水道之一，無論是對少數民族和內地的漢族來說，都是一大重要的研究課題。
（二）任務繁重
所搜集到有關文書資料本身分量就很厚重，已作出若幹梳理及一定的研究，工作量異常巨大。
（三）意義深遠
已集中大量係統的曆史資料，為分析清水江流域或黔東南曆史文化提供了堅實的史料依據。我國的曆史著作基本上都是從政治、經濟、文化等製度層麵展開研究的，對社會史方麵的關注較少，故清水江流域民族民間的文書顯得更加珍貴，可以提供並開啟社會史研究的新史料、新視角，也可使已有的研究更加拓展與深化，更能客觀、全麵地反映國家存在的社會基礎。清水江文書遺存的大量、豐富的原始材料，為今後研究工作的繼續深入開展提供了深厚的沃土和廣闊的空間。根據以上三點，我認為：
第一，清水江文書的搜訪、征集工作繼續擴展，有些資料還可以深入挖掘。當年我去清水江調查隆裏長官司，與其後裔訪談中，看到了康熙年間該司狀告隆裏千戶所的文書原件，說明文書的調查範圍猶可不斷擴大。
第二，理論分析應該進一步提升，可從兩方麵考慮：一是豐富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文化的具體內涵。秦漢以來，國家大一統的政治體製非常重要，文化的多元性也不可忽視。政治一體與文化多元是我們國家特有的機構。再則，從文化學角度看，中華文化是一個由多元文化共生、交融而成的特有文化叢。國內各族，既保持著突出的文化個性，亦有著鮮明的文化共性，清水江流域的黔東南地區即為範例之一。主要聚居著苗侗兩族，就其契約文書所使用文字而言，均為漢文及相關文書的書寫格式，苗侗兩族間有著一些類似或相近的文化成份外，天柱縣苗族支係之一的“草苗”更是苗、侗兩個少數民族文化交融的一個典型。
主持人：感謝翁家烈研究員對課題設計的肯定和建議，今後還有很多研究工作要開展。下麵請凱裏學院院長徐曉光教授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