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襄昔讀書，嚐記得一聯，迄今尚能背頌，惟出處已忘，不及翻檢文獻，姑記之於此。
對鄉人說鄉語，靈爽式憑，似講格物致知於黃山白嶽；
明聖學接聖傳，羹牆如見，有驗存神過化於漢水方城。
具見凡有心之處，皆為學問之場。中國古代，軒氏所采，太史所陳，類皆藉以驗風俗之盛衰，考政事之得失，覽其山川，詢其民物，溯其肇造之始，悉其沿革之由，乃至化為製度，成為職事。故凡逢孟春，必以木鐸詢諸鄉路，采其風謠而觀之。至於俚言巷語，亦有所擇取，不因出於田夫野老之口，即輕率棄之而不顧。其所作所為，正乃西方所謂田野調查，實已開今日人類學之先河，而早西方二千餘年。餘此次調查，追溯往事，思念來者，益感中國學術如欲賡續發展而彬彬興盛，輒斷不可脫離久遠深厚之傳統耳。
清水江文書及清水文明之重要，餘已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蓋無論研究任何民族地區之曆史，均務必以史料之蒐集為第一步。史料之搜求整理越集中越係統，清水江文明之揭示亦越清晰越具體。此次調查，仍深感民間族群生存智慧，以及憑此智慧積累而成之知識係統，仍多藏納於深澤大麓之中，有待今人認真挖掘整理。而普天率土，人物弘多，史跡紛繁，事態複雜。國史記事，視聽不該，必有遺逸，難免訛漏。故自孔子以來，即有史多闕文之歎，不能不窺別錄，討異書，考檔案，查野乘，乃至開展社會調查，旁采歌謠口說，取證地下遺物，凡足以反映人間情狀者，皆無不互參比證。如此不斷擴大史料征采來源範圍，敘事立論無不有堅強之證據，則比次之學既已紮實可靠，論斷之學亦允洽高明，非僅清水江文明原貌得以昭示，即吾國史學亦駸駸乎發皇光大矣。
再進而言之，所謂史料者，百餘年來，較諸乾嘉時代，範圍已大為拓展。蓋善治史者，本不必限於典冊，凡有文字，乃至實物，一切可提供史跡信息者，皆必取而用之，以求多方證史考史，廣參博采而折衷一是。即使難免悠謬之說，攀附之言，未必為曆史之真實，亦可見造假之真實。而社會心理之緣由，時代變化之脈動，鄉民生活之文野，文明程度之高低，於此亦可判然斷之矣。故餘之重視契約檔案文書，決非別誌好奇，更非有意標異；實乃國家之外，尚有社會；社會之中，必有民眾。國家政治固然必須關注，社會民眾又曷可輕忽哉！斯二者本來交織滲透互動，又曷能取一廢一，不兩察其全，乃至暖暖姝姝自以為足，彼此譏詆而自小門庭耶？
至於死材料如何變成活知識，則田野作業之作用決不可小覷。故餘多年提倡搜考史料，大要仍不出兩點：甲、不僅要在典籍文獻中發現曆史，亦要在民間契約文書中發現曆史；乙、不僅要在民間契約文書中發現曆史，亦要在田野調查中發現曆史。現實實踐與曆史記憶之間，必有微妙隱蔽之關聯。故了解曆史，接觸民眾，解讀社會，觀察世相，實即領悟活態之曆史時間，走進活態之曆史現場，喚醒活態之曆史情感，吸納活態之曆史經驗，非特有裨於人生價值之實現，亦有助於學術事業之發展。故舉凡民俗鄉習，風規禮俗，乃至碑刻墓銘，契約檔案，族譜家乘，口諺傳說，何一不可證史焉。而以此建立鄉土文獻學專門學科，又未必不是水到渠成之事也。
唐人劉子嚐引孔子之言：“吾猶及史之闕文”，並雲：“是知史之闕文，其由來尚矣。”按文中所引孔子之言，出自《論語?衛靈公》。蓋歲時流逝，古今代謝，人事變易，史跡晦隱，史之闕文，勢之必然也。而苗疆長期皆為“化外”之地，史家曆來殊少記載，鄉邦文獻之凋零，尤視其他地區嚴重。則芻堯狂夫之議，君子亦當慎擇。而“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嚐不征求異說，采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之言，傳諸不朽”。何況數十萬件契約文書，數量多，內容富，係統性特征突出，歸戶性特色鮮明，非僅足資多聞，亦能昭示國情，正可促進民間草根社會之了解，彌補官修史書重國家輕社會之不足，又曷能不殫精竭力，鉤稽排纂，輯為專書，俾學界獲取第一手之社會經濟資料，而為後學肇啟山林乎？
故平生懷抱，一事無成，別識心裁，亦雲豈敢。惟區區微意，天心可鑒，並可公諸同好，示之後來也。
2011年4月初稿於清水江畔
2012年4月修改於築垣花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