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注家很多,計有李筌、孫鎬、賈林、杜牧、陳皞、紀燮,杜佑沒有專門注《孫子兵法》,他隻是在《通典》的引文中附以自己的意見;如果把他也算上,就是七家了。孫注,日昌平板《十家注》收之。關於紀注,宋晁公武《郡齋讀書誌》說是集孟氏、賈林和杜佑三家之注而成。至於李筌、賈林、杜牧和陳皞的注,後皆被收入《十一家注》,杜佑之說亦並收入。
在唐注家中,成就較大,影響也較大的是杜牧,他的注博大恢弘,且大量征引戰史,開後人以史作注的先河,對《孫子兵法》本旨多有發明,不愧是曹操以來的第二大注家。《郡齋讀書誌》說:“牧慨然最喜論兵……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如兵者有取焉。”他本人對自己的成就也頗得意,曾在上宰相周樨書中表露過。不過,他畢竟是一個文人,既缺乏實戰經驗,學力也似有未足,故失誤往往有之。陳皞就常常揭他的短處。陳注雖寸有所長,但總的說來,他的成就較之杜注則不逮遠甚。李筌《讀書誌》說他“以魏武所解多誤,約曆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李注也保存了許多值得注意的異文,但由於他以陰陽遁甲之說作注,所以在注中夾雜了些荒誕無稽的東西,這就不可取了。賈林,乃德宗時人,應在杜牧之前,《十一家注》本卻列之於陳皞之後,其注過簡,影響不大。《宋誌》所錄《五家注》,其中有賈隱林,疑即此人。
唐人於孫子兵學,還有一事值得一提,即趙蕤《長短經》。這部書,《四庫提要》說它“辨析事勢……大旨主於實用……其文格亦頗類荀卿、申鑒……”。該書不但多引十三篇舊文,且又以《孫子》思想為指導來評議有關軍事問題。它是曆代依據《孫子兵法》而編撰的一般兵學書的先驅。
(四)宋代兩大傳本係統的出現與孫子兵學的深入發展
宋代注家有十多人,而主要的則是梅堯臣、王皙、何氏與張預,其注皆存於《十一家注》。梅堯臣,北宋時的學者兼詩人,其注雖不似曹注之精切與杜注之博大,然亦簡整明順,多中要旨,深得歐陽修的稱許,說它當與曹、杜“三家並傳”。王皙,亦仁宗時人,以古本校正缺誤,於孫子兵學固有貢獻。何氏,《通誌略》稱何氏名延錫,孫星衍定其為宋人,其注過簡,發明無多,唯保有若幹逸文,可資參考。張預,南宋時人。其注征引戰史而不繁蕪,辨微索隱而不詭譎,中肯條理,堪稱佳作。除上述注家外,鄭友賢《孫子遺說》(傳本《十一家注》附)對孫子思想多有發明,於十三篇文字也有所校勘,為研究《孫子兵法》者所不廢。陸達節《孫子考》還錄有胡箕與葉宏之注,孫詒讓《溫州經籍誌》又錄有陳直中、王自中的注,《宋誌》又有宋奇的《孫子解》,惜皆逸。宋人在刊刻《孫子兵法》方麵,有兩件大事值得稱道,即《武經七書》的刊行與《十家注》、《十一家注》的輯刊。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孫子書兩大傳本係統。知此以後的《孫子兵法》刊本在文字上的差異,主要存在於此二係之間。
《武經七書》是元豐年間由武學博士何去非受詔校勘,國子司業朱服審定,並由國子監刊印頒行的官書。時尚無儒家經典“四書”之名,此書所收《孫子兵法》為曹注本並加編訂,這是繼漢代三次編訂之後的又一次編訂。這次編定確立了《武經?孫子》的體製和風格,從而使之同《十一家注》區別開來。該書元豐監本因本來印數無多,靖康間汴京為金人攻破,圖書又遭毀劫,故非但不見傳本存世,且諸家書目亦均無著錄。清代孫星衍《平津館叢書》中刊有顧廣析影寫的《孫吳司馬法》本,“購”字、“慎”字缺筆,當是南宋孝宗時或其後的重刊本,宋刊《武經七書》另一種白文大字本,據書主陸心源考證,乃孝宗時所刊。此陸氏故物,清光緒間流落日本。1935年商務印書館所印《續古逸叢書》本《武經七書》即用“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靜嘉堂所藏陸氏故物影印,關於《十家注》,《宋誌》錄有吉天保輯《十家會注》,然未著十家姓名。傳本《十一家注》約刊於南宋寧宗時代,初見錄於尤袤《遂初堂書目》,即1962年中華書局據以影印者,該書雖有注家姓名,但不知輯者為誰,附有鄭友賢《孫子遺說》。清代畢以珣與餘嘉錫先生均謂此書即吉輯,並謂杜佑實未注《孫子》,稱“十一家”者,或以佑為一家耳。所以,一般也都把這兩部書看做是一部了。至於宋人編撰的一般兵書,如曾公亮的《武經總要》和許洞的《虎鈴經》,也都引有《孫子兵法》。而沈括的《夢溪筆談》、何去非的《備論》與辛棄疾的《美芹十論》、《九議》及其他論兵文章,則直接以孫子兵法為指導研究戰爭問題。這種探索標識著運用孫子思想從宏觀上去總結曆史經驗和研究現實對策的新方向。這在孫子兵學史上是值得稱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