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安徽婺源人。生於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一一三○年)，死於寧宗慶元六年(公元一二○○年)，享年七十一歲。他的父親名鬆，號韋齋，也曾研究過宋學，為人剛直，以不肯附和當時秦檜的和議政策被遣到福建，充當尤溪縣尉，他的行誼為學者所師。建炎四年罷官，生朱熹於萬溪城外毓艉峰下鄭氏草堂，所以後人有稱朱熹為閩人的。
朱熹出身於地主和官僚家庭，幼時很聰明，五歲讀《孝經》，十四歲時，父親去世，遵從遺囑，從學於胡原仲、劉致中、劉彥衝三人，他們都是宗程伊川學派的，但其時所得甚淺。到二十歲時，才往延平受業於李願中。李氏為程伊川的四傳弟子，又是他父親的同門友，朱熹受教時，他已經六十六歲了。
朱熹年十八歲，即登進士第，到六十九歲才罷官還鄉，這五十年中，在外作官五任，即二十二歲為泉州同安縣主簿，計五年；五十歲知江西南康軍，約計四年；五十四歲，提舉浙東掌平茶鹽，不滿一年；五十一歲出知福建漳州，計二年；六十三歲，改知湖南潭州，又二年。在中央則擔任寧宗侍講，僅四十日，其時年已六十六歲了。綜計他先後作官不過十四年，大部分時間從事私人講學。
朱熹在十四年從政時期中，每到一處，除了處理政事以外，時常提倡設立書院和州縣地方學校，自己還參加講學，同時對一般民眾做些宣傳工作。例如他任同安主簿時期，即開辦縣學。縣學內分設“誌道”、“據德”、“依仁”、“遊藝”四齋，各置齋長一人以主持其事，招收縣民中優秀子弟，入學受教。訓練取感化主義，教授取問答方式，但講學內容，無非是“修己治人”之道。在知南康軍時期，即修白鹿洞書院作為講學之所。他把儒家所主張的教育目的、訓練綱目、學習程序以及修己治人之道的教條，一一詳為列出，揭示學生，在當時成為有名的“白鹿洞書院教條”。在知漳州時期，仍創設州學，進行學校教育，對學行優異的學生特予獎勵，對辦事勤勞的人員特加提拔；對地方一般民眾破除迷信，也曾做些宣傳工作。在知漳州時期，對於州學縣學，也仍然一一加以提倡，進行講學，一時聽講的頗眾。
在煥章閣侍講時期，紹處五年，寧宗曾委侍講之職，對他正式執弟子禮。所用教材，即為《大學》一書，每講一章必編成講義，首列經文，次附小注。即對行事，苟有所見，亦必編冊呈獻，但為期僅四十日即罷。
綜上所述，可知他一生講學，雖然先後達五十年之久，始終不倦，確為中國教育史上所罕見，但所講的內容，都屬於儒家思想學說中的一部分封建道德，有利於封建統治方麵的居多，而對儒家學說中屬於進步方麵的，卻絲毫沒有新的闡明與發展。
朱熹是宋代理學家一個集大成的學者。宋儒學派開始於胡瑗(安定)，闡發於周敦頤(濂溪)，後來樹立這學派正統的則為程頤(伊川)。朱熹既受學於伊川的四傳弟子李願中，所以他的“致知力行”的功夫，是從伊川學說中發展而來的。他不但繼承了伊川學派的傳統，並且吸收了當時各家學說，加上自己的意見而成為一個體係。
朱熹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他的哲學思想，實淵源於程伊川。程伊川以為“離了陰陽便無道，所謂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理也。”又說：“理與氣雖然有形上形下之別，然二者亦不相離；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理”(《伊川學案語錄》)朱熹發展了這種理氣的學說。他說：“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而後有性，必稟此氣而後有形。”(《性理精義》)並說“理與氣，決是二物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已有物之理。”但同時又說：“理又非別為一物，都存乎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語錄》)這樣也就承認了理與氣是統一的，不過“理一而氣殊”，理與氣是不能分離的。這個說法前後有些自相矛盾。朱熹又把周敦頤原含有樸素唯物主義因素的《太極圖說》，說成“太極隻是一個理字”，是宇宙萬物的根源，所謂“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有此理便有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性理精義》)又說：“無極而太極，隻是說無形而有理，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語類》)從此可知；朱熹的所謂“理”，並不是從事物發展中所得出的規律的理，而是把它作為空洞抽象毫無具體內涵而屬於精神性的理，當作生命一切萬物的根源，並且肯定理先於氣而存在，理屬於第一性，氣屬於第二性。所以，朱熹的哲學思想，是唯心主義的朱熹從這種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出發，轉到人性論問題上，就把人性分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兩種。他認為“天地之性”，是專指“理”而言，就是“天理”，故“渾厚至善”。“氣質之性”，是專指理與氣相雜而言，是說人稟氣有清濁厚薄，故性有善惡。人與禽獸所以不同，人性所以各有區別，都是指氣質之性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