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程生活的時代
在北宋理學的幾個中心人物中，有一對同胞兄弟，當時和後世稱為二程。哥哥名程顥，字伯淳，生於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死於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活了54歲，後人稱明道先生。弟弟名程頤，字正叔，生於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死於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活了75歲。因為他居住的地方叫伊川，所以他的學生稱他伊川先生。程顥、程頤是河南洛陽人，他們兄弟創立的學派後世習慣稱為“洛學”。二程在政治上追隨司馬光，思想保守，反對王安石的新政。在學術思想上，二人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既是宋代理學的奠基人，又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有重大影響的著名教育家。
二程的教育思想是時代的產物。大程生活在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代；小程生活在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代。這個時期屬於北宋的中後期，其特點是北宋王朝已由繁榮轉向衰敗，社會的弊端已經暴露：第一，封建社會所固有的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日益激化。宋代開國伊始，就缺乏新興的開國氣象，呈現出積貧積弱的局麵。在程顥看來，隨著地主經濟的發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土地兼並日益激烈；官僚集團不斷膨脹，“官職淆亂，職業廢弛”；軍隊也由宋初的20幾萬人，發展到仁宗時的120餘萬人，以致“驕兵耗匱”，“毒遍天下”。由於冗官、冗兵的猛增，各種費用也隨之擴大，致使國家財用匱乏，“官廩複空”。
為了解決這個老大難問題，各級官吏更加“誅剝於民”，從而造成廣大農民貧困不堪，無法生活，“破產亡業”，“愁怨之氣上衝於天”全國不斷爆發農民起義和士兵暴動。因此，在程頤看來，宋王朝的統治“何異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第二，民族矛盾越來越尖銳。宋代統治者，開國之初就把注意力集中在防範軍閥割據和農民起義上，這就極大地削弱了邊防力量，使北方和西北方的邊患日益嚴重。為了加強封建中央集權，宋代統治者不惜每年用大量的白銀和綢絹來換取邊防的暫時安寧。但是，這種屈膝求和的作法不但不能遏止少數遊牧民族的侵擾，反而更助長了遼金、西夏統治者覬覦中原的野心。因此，在程頤眼裏，“戍狄”越來越“強盛”，而宋朝的軍力卻越來越“勞敝”。麵對這種“強敵乘隙於外，奸雄生心於內”的“土崩瓦解”的局麵，程頤常常“神魂飛越”
坐臥不安，提心吊膽。第三，大官僚地主階層不斷侵害中小地主階層的利益，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和鬥爭常常從官僚集團中不同的政見和主張中反映出來。中小地主階層中的一些有識之士橫看現實要求正視現實，改變現實，主張變法改革，反對抱殘守缺；而大官僚地主階層為了自身的利益，總是縱看曆史，對曆代的文治武功津津樂道，對現實問題或者熟視無睹，或者認為是違背傳統造成的，因而他們頌古非今，因循守舊，思想僵化，反對改革。於是在改革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都要求推行自己設想的模式或方案。在二程生活的年代裏，先後有過範仲淹的“慶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寧新法”。
二程用自己的言論和行動表明，他們在北宋複雜的政治鬥爭中是屬於革新的反對派。他們是北宋大官僚大地主保守派在政治哲學上的代言人。
由於對當時社會持不同的政見和主張，因而在對待與政治有密切聯係的教育問題時，就發生了分歧。一部分學者倡導經世致用，主張為宋王朝培養有實際才幹，能解決當時社會實際問題的官吏。宋初的胡瑗、仁宗時的改革派代表範仲淹和後來的王安石等人，屬於這一派。他們批評當時的教育空疏無用，學非所用，用非所學，主張在改革政治的同時，進行教育改革。另一部分學者則提倡道德修養，講正心誠意的性理之學，主張培養傳統的聖人君子。周敦頤、張載、二程屬於這一派。他們指責當時的教育失掉了古代的傳統，舍本求末急功近利，要求從道德修養入手，培養具有理想化人格和理想化精神境界的人才。二程的教育思想就是這一派的典型代表。
(二)二程的家世、社會關係和教育活動
二程出身於官僚地主家庭。他們祖籍安徽徽州，後遷居河北中山的博野縣。二程的高祖程羽，在宋太宗時曾任三司使(當時管理財經的最高官職)，曾祖程希振，祖程鋝，父程舎，累世為官。所以程頤曾不無自豪地炫耀說：“食君祿四世，一百年矣”。二程的父親程舎，以世家恩蔭，由“郊社齋郎”起家，做了六十年的地方和中央官職，曾官至太中大夫，老年退休，住在洛陽。二程就生長在這樣一個有社會政治地位的官僚地主家庭之中。這樣的家庭出身，對他們以後的政治哲學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二程有特殊的社會關係。北宋理學有五個重要人物，史稱北宋五子。二程兄弟就占了兩個。北宋理學的開山祖，“濂學”首領周敦頤與二程有師生關係。大程十五六歲、小程十四五歲時，他們的父親程舎任南安軍通判，與南安軍司理參軍周敦頤為同事，知道周敦頤很有學問，遂結為好友，並讓二子拜周敦頤為老師。所以後人說：‘周子啟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又說二程“學冠濂溪”等等。理學的重要流派“關學”的代表人物張載是程舎的表弟，二程的表叔，二程和張載多次在一起討論學術問題，“共語道學之要”，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很密切的。理學家邵雍住在洛陽，與程氏父子兄弟為鄰，經常在一起交談。程頤自己也說：“某與堯夫同裏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可見關係之不尋常。二程和北宋理學五子中的其他人是師生、親戚、朋友的關係。這種特殊的社會關係，對他們的政治哲學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影響，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