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字介甫，江西臨川人，生於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卒於哲宗元佑元年(1086)，享年65歲。元豐三年神宗封他為荊國公，故也稱他為王荊公。
(一)教育思想和教育改革的時代背景
北宋中期，國家“百年無事”，社會生活穩定，文化經濟日益繁榮。到英宗朝，政治軍事上的種種弊端暴露出來。邊疆民族矛盾加劇，國內社會階級矛盾激化。如何充實國力，鞏固國防，緩和階級矛盾，保持社會安定，已成為統治階級有識之士所關心的問題。
北宋王朝鑒於唐後期藩鎮割據之害，便把兵力集中於京畿附近，鞏固中央集權製，削弱邊將兵權和邊防力量。因此北方遼和西方夏的政權，一直與北宋並存，長期時常入寇，騷擾邊境，這是中國曆史上少見的。真宗為了取得一時苟安，采取屈辱求和的政策，與遼簽訂了“澶淵之盟”，每年向遼輸納幣銀數十萬兩和絹數十萬匹；又與西夏結和，每年賜銀、絹、繅、茶等共數十萬。仁宗年間，為了抵禦外患，增兵至120多萬，8年間增兵至6倍之多。此外，宗室官吏受祿者，每年不斷增加，以仁宗朝來說，每年就需銀1200餘萬緡。國庫匱乏，國家財力窮困，勢不得不竭民膏脂，以資維持，以給軍餉，人民不堪負擔，生產趨於凋敝。王安石對此屈辱求和以圖苟安的政策，極為憤慨。
國內的階級矛盾表觀為封建統治者實行“不抑兼並”的政策，豪族地主和官僚貴族的兼並情況十分嚴重，形成了“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的局麵。殘酷的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封建賦役和官吏的巧取豪奪，使得廣大農民生活極為貧困。一些中小地主，也由於大官僚大地主的土地兼並和負擔不起沉重的賦役，頻頻破產。
加之南北水旱災患相因，災民流亡失所，“市有棄餓嬰”，“百室無一盈”，死者白骨遍野，生產遭到破壞，人民淪於無以聊生的境地。
王安石認為造成這種內外交困、“積貧積弱”局麵的原因是：
(1)當政者不知效法先王之法度；(2)俗吏俗儒因循苛且；(3)豪族大地主兼並與掠奪。
因此當務之急是要“法先王之意、以改革當時之弊政弊法”。法度不改，兼並不摧，就不可能改變這種混亂、剝削和貧困的局麵。然而，要改變這種弊法弊政，最大的阻力是“俗吏”和“俗儒”，俗吏亂政，俗儒保護“兼並”。他在《答司馬諫議書》中說：“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又說：“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所以要變法，首先就要製造輿論，提出變法的理論根據，揭露當時俗吏的腐敗，抨擊一般俗儒的頑固保守。他敢於同“俗吏”、“俗儒”展開論戰，提出變法的思想。
他說：“人言固不足恤者，苟當於義理，則人言何足恤？”他在任地方官時所逐漸形成的哲學思想和變法主張，便成為他後來堅決實行變法的思想武器。
王安石的變法思想，是講治道，摧兼並，實施裕民和惠民的政策。
裕民和惠民是儒家實施治道的一貫思想。這種思想早見於經史文獻。《泰誓》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無逸》說：“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周禮》提出以“九戒”(穀、牧、百工、商賈等)任萬民，是王業之基。孔丘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又對冉有說：既庶矣，“富之。”王安石提出了“三代於百姓，公私無異財”和“願見井地平”的希望，主張耕者必有其田，使農民富起來，反對重稅賦和橫加暴斂，特別是要禁止兼並和掠奪。這就是他所想望的善法和善政。他認為隻有這樣，才能挽救積貧積弱的形勢，以圖永治久安。由於王安石本人的階級局限與時代局限，他認為推行善法善政，隻有依靠加強和鞏固皇權來實現。這時神宗正麵臨著皇權與豪族地主之間的矛盾亟待解決，便用王安石為得力的助手，於是一場中央集權製自上而下的改良主義的改革，也就是“新法”，就此開了端。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有青苗法和農田水利條約、保甲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均輸法和市易法等。例如青苗法和農田水利條約是利用國家控製錢穀，發放農民信貸，補助農民解決口糧問題，同時興農田水利，發展生產，擠掉兼並之家的豪奪，也就是“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裒多益寡，而抑民豪奪”。又如募役法的意圖，是不分等級和貴賤，對國家公共職能所負的職役平均起來，反對官戶、貴族的特權，衛護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因此貴族官僚攻擊王安石是破壞祖宗法規的“大奸”。其它諸法雖各有利弊或缺點，但總的來說，新法確是沉重打擊了大地主和豪族官僚，並給農民和中小地主帶來了一些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