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與普及
今天我帶病來參與開學典禮，很願意聽聽諸位新教授的言論及對於我們的希望。我從一九一七年（即民國六年）來到本校，參與了三年的開學典禮。一年得一年的教訓，今天又是來親受教訓的日子了。
我本來不預備說話，但蔣先生偏偏提出我的談話的一部分，偏偏把“且聽下回分解”的話留給我說，所以我不能不來同諸位談談。
我暑假裏，在南京高等師範的暑期學校裏講演，聽講的有七八百人，算是最時髦的教員了。這些教員是從十七省來的，故我常常願意同他們談天。他們見麵第一句話就恭維我，說我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我聽了這話，真是“慚惶無地”。因為我無論在何處，從來不曾敢說我做的是新文化運動。他們又常常問我，新文化的前途如何，我也實在回答不出來。我以為我們現在那裏有什麼文化，我們北京大學，不是人稱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嗎？你看最近的一期《學藝雜誌》裏有一篇《對於學術界的新要求》，對於我們大學很有些忠實的規諫。他引的陳惺農先生對於編輯《北京大學月刊》的啟事，我們大學裏四百多個教職員，三千來個學生，共同辦一個月刊，兩年之久，隻出了五本。到陳先生編輯的時候，竟至收不到稿子，逼得他自己做了好幾篇，方才敷衍過去。《大學叢書》出了兩年，到現在也隻出了五大本。後來我們想，著書的人沒有，勉強找幾個翻譯人，總該還有，所以我們上半年，弄了一個《世界叢書》，不想五個月的經驗結果，各處寄來的稿子雖有一百多種，至今卻隻有一種真值得出版。像這樣學術界大破產的現象，還有什麼顏麵講文化運動。所以我對於那一句話的答語，就是：“現在並沒有文化，更沒有什麼新文化。”再講第二問題，現在外麵學界中總算有一種新的現象，是不能不承認。但這隻可說是一種新動機、新要求，並沒有他們所問的新文化運動。他們既然動了，按物理學的定理，決不能再使不動。所以惟一的方法，就是把這種運動的趨向，引導到有用有結果的路上去。
這種動的趨向有兩個方麵：
（一）普及
現在所謂新文化運動，實在說得痛快一點，就是新名詞運動。拿著幾個半生不熟的名詞，什麼解放、改造、犧牲、奮鬥、自由戀愛、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你遞給我，我遞給你，這叫做“普及”。這種事業，外麵幹的人很多，盡可讓他們幹去，我自己是賭咒不幹的，我也不希望我們北大同學加入。
（二）提高
提高就是——我們沒有文化，要創造文化；沒有學術，要創造學術；沒有思想，要創造思想。要“無中生有”地去創造一切。這一方麵，我希望大家一齊加入，同心協力用全力去幹。隻有提高才能真普及，愈“提”得“高”，愈“及”得“普”。你看，桌上的燈決不如屋頂的燈照得遠，屋頂的燈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陽照得遠，就是這個道理。
現在既有這種新的要求和新的欲望，我們就應該好好預備一點實在的東西，去滿足這種新要求和新欲望。若是很草率的把半生不熟的新名詞，去解決他們的智識饑荒，這豈不是耶穌說的“人問我討麵包，我卻給他石塊”嗎？
我們北大這幾年來，總算是掛著“新思潮之先驅”、“新文化的中心”的招牌，但是我剛才說過，我們自己在智識學問這方麵貧窮到這個地位，我們背著這塊金字招牌，慚愧不慚愧，慚愧不慚愧!所以我希望北大的同人，教職員與學生，以後都從現在這種淺薄的“傳播”事業，回到一種“提高”的研究功夫。我們若想替中國造新文化，非從求高等學問入手不可。我們若想求高等學問，非先求得一些求學必需的工具不可。外國語、國文、基本科學，這都是求學必不可少的工具。我們應該拿著這種切實的工具，來代替那新名詞的運動，應該用這種工具，去切切實實的求點真學問，把我們自己的學術程度提高一點。我們若能這樣做去，十年二十年以後，也許勉強有資格可以當真做一點“文化運動”了。二三十年以後，朱逷先生和陳女士做中國現代史的時候，也許我們北大當真可以占一個位置。
我把以上的話總括起來說：
若有人罵北大不活動，不要管他；若有人罵北大不熱心，不要管他。但是若有人說北大的程度不高，學生的學問不好，學風不好，那才是真正的恥辱!我希望諸位要洗刷了它。我不望北大來做那淺薄的“普及”運動，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齊用全力向“提高”這方麵做功夫。要創造文化、學術及思想，唯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
（這是胡適1920年9月17日在北京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演詞。原載1920年9月18日《北京大學日刊》，又載1920年9月23日《晨報副刊》。收入《胡適教育文選》（柳芳主編））
教師的模範
師範，就是教師的模範，他們至少要有兩方麵的理想：人格方麵，是要愛自由和愛獨立，比生命還重要，做到不降其誌，不辱其身，把自由獨立看作最重要的，這樣人格才算完滿；另一方麵是知識，就是要愛真理，尋真理，為真理犧牲一切，為真理受苦，愛真理甚於自己的生命。
中國是具有五千年曆史文化的古國，但卻沒有一個具有六十年或七十年以上曆史的大學。北京大學是一個很老的學校，也不過六十二年；交通大學從它的前身南洋公學一起算進去，也隻有六十多年的曆史；台灣大學從日據時代的台灣帝國大學，到現在不過二十多年。一個有五千年曆史的國家，沒有六七十年以上曆史的大學，是很使人慚愧的。
一九三六年，我曾代表北京大學參加哈佛大學成立三百周年紀念，有五百多個世界各地的著名學術機構和大學的代表都去道賀。在一次按照代表們所代表學校成立年代為先後的排隊遊行中，埃及的一個大學排在第一，但在曆史上這個大學有一千多年的曆史，是可懷疑的。實際可考的，應該是排在第二的意大利佛羅倫斯大學，才真正具有一千多年的曆史。北京大學是排到第五百五十幾名。
我在哈佛大學的餐會中，曾被邀請說話，我曾指出，北京大學是國立大學，是首都大學，也是真正繼承中國曆史上太學的學府。中國的太學是創始於漢武帝時代，這樣算起來，北大曆史應該要從紀元前一二四年算起，如果以這個曆史為考據，北大該排在埃及大學的前麵了。
北京大學不願意繼承太學是有原因的。中國的大學始於太學，但是從漢武帝到隋唐國子監，都沒有持續性和繼續性，當朝代間替，政府更換的時候，學堂也隨著變換，使得學堂的設備、財產、人才、學風都缺乏繼續的機構接替下去。
在中國，太學是政治機構的一部分，太學校長叫“祭酒”，他們升官了就離開太學做官去。無論是學風，人才，都隨著不同的朝代政府變遷更換。西洋的大學能夠繼續不斷發展，有三個因素：第一它們有董事會，管理學校財產，像歐洲的大學是由教皇特旨，以教皇的許可狀作為基礎，連續有人負責學校的一切；第二，是教師會，它使得學校的傳統學風能繼續下去；第三，美洲的大學，都有校友會，校友們捐款給學校，推選董事參加董事會。
中國的大學有國立的、官立的、私立的，但卻沒有一個私立學校是完全私立的，大多是半官立的。太學在紀元前一二四年成立時，隻有五個教授，五十個學生。王莽大興學堂，曾築舍萬區，紀元後四年，太學生有六萬多人，東漢遷都洛陽，太學仍在繼續不斷發展。漢光武帝革命的成功，全是王莽時代太學生的力量。“黨錮之禍”發生以後，太學生才漸為大家所恐懼。
我們大學製度產生得很早，但是幾千年來沒有好好持續下去，造成了有五千年曆史，而沒有七十年以上大學曆史的現象。
一個隻有十四年曆史的學堂，在教育史上還是個小孩子。十四歲的孩子是不應該為他大做生日的，但還是值得道喜。……
師大學生要以愛自由、愛獨立、愛真理勝過生命的理想，擔負起教養下一代的神聖使命。
（這是1960年6月5日胡適在台灣師範大學14周年紀念會上的講演。載1960年6月6日《台灣新生報》《公論報》等）
《師門五年記》序
我的朋友羅爾綱先生曾在我家住過幾年，幫助我做了許多事，其中最繁重的一件工作是抄寫整理我父親鐵花先生的遺著。他絕對不肯收受報酬，每年還從他家中寄錢來供他零用。他是我的助手，又是孩子們的家庭教師，但他總覺得他是在我家做“徒弟”，除吃飯、住房之外，不應該再受報酬了。
這是他的狷介。狷介就是在行為上不苟且，就是古人說的“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古人說“一介”的介是“芥”字借用，我猜想“一介”也許是指古代曾作貨幣用的貝殼？）我很早就看重爾綱這種狷介的品行。我深信凡在行為上能夠“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與”的人在學問上也必定可以養成一絲一毫不草率、不苟且的工作習慣。所以我很早就對他說，他那種一點一畫不肯苟且放過的習慣就是他最大的工作資本。這不是別人可以給他的，這是他自己帶來的本錢。我在民國二十年秋天答他留別的信，曾說：
你這種“謹慎勤敏”的行為，就是我所謂“不苟且”。古人所謂“執事敬”，就是這個意思。你有美德，將來一定有成就。
第二年他在貴縣中學教國文，寄了兩條筆記給我看，一條考定李清照《金石錄後序》的“王嬸”是“王涯”之誤；一條是考定袁枚祭妹文的“諾已”二字出於《公羊傳》，應當連讀，——我回他的信，也說：
你的兩段筆記都很好。讀書作文如此矜慎，最可有進步。你能繼續這種精神，——不苟且的精神，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有大進步。古人所謂“於歸而求之，有餘師”，真可以轉贈給你。
我引這兩封信，要說明爾綱做學問的成績是由於他早年養成的不苟且的美德，如果我有什麼幫助他的地方，我不過隨時喚醒他特別注意：這種不苟且的習慣是需要自覺的監督的。偶然一點不留意，偶然鬆懈一點，就會出漏洞，就會鬧笑話。我要他知道，所謂科學方法，不過是不苟且的工作習慣，加上自覺的批評與督責。良師益友的用處也不過是隨時指點出這種鬆懈的地方，幫助我們做點批評督責的工作。
爾綱對於我批評他的話，不但不怪我，還特別感謝我。我的批評，無論是口頭，是書麵，爾綱都記錄下來。有些話是頗嚴厲的，他也很虛心地接受。有他那樣一點一畫不敢苟且的精神，加上虛心，加上他那無比的勤勞，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會有良好的學術成績。
他現在寫了這本《自傳》，專記載他跟我做“徒弟”的幾年生活。我一口氣讀完了這本小書，很使我懷念那幾年的朋友樂趣。我是提倡傳記文學的，常常勸朋友寫自傳。爾綱這本《自傳》，據我所知，好像是自傳裏沒有見過的創體。從來沒有人這樣坦白詳細的描寫他做學問的經驗，從來也沒有人留下這樣親切的一幅師友切磋樂趣的圖畫。
（本文作於1948年8月3日。收入1958年胡適自印本《師門五年記》。載1963年3月1日台北《傳記文學》第二卷第3期，又收入1966年6月25日台北文星書店《胡適選集》序言分冊、1987年10月嶽麓書社《胡適書評序跋集》等）
中學生的修養與擇業
剛才吳縣長報告了五十八年前我在此地的一段曆史——我在三歲至四歲間，隨先人在台東州住過一年多，在台南住過十個月——要我把台東看作第二家鄉；昨天台南市市長也向台南市市民介紹我是台南人；這番盛意，我非常感謝!吳縣長預備在這裏要做紀念我先人的舉動，實在不敢當。明天舉行縣議員選舉，我將以不是候選人也不是選舉人，冒充同鄉，到各投票所去參觀。
今天我看到了吳縣長老太太，看到了她，我非常感動，她可算台東年齡最高的了，她與先母年齡相當，先母如在世，已經有七十九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