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證據，都是某一事實有意無意留下的痕跡。像《水滸傳》武鬆殺人，殺了人後，在牆上寫“殺人者武鬆”，但很少人如此老實，有許多人想毀滅證據。皇帝《起居》、皇帝《實錄》每一代都有補改毀滅的地方。搜求，為什麼搜求？研究曆史有“證據基本法”，如這事有了，總是有證據。所以往往許多人搜求，多得到報答。
最要緊的是：凡是證據，不一定都可靠、都可用，所以就有所謂證據法（Law of Evidence），英、美民族都有，歐洲大陸上就沒有。英、美、法演變成一個很重要的過程，因此還保留陪審製度。陪審製度者就是公民，凡公民有此義務，雖然並未進過法院，但都是些老年人，中年人很少。因此，凡是關於法律問題，須由法官指導；凡關證據民情都由陪審員決定，結果由十二個人宣判，由他們關緊了門商議，往往有許多天不許與外人往來，而律師也往往向此十二人詰問，因為律師知道他們都無法律常識。譬如，某人三年前偷過東西，律師說，三年前偷東西不能算證據，如果從前打人，打的罪也不能算證據。這個叫陪審製（Jury）。尤其像英美，他們要知道普通一般人的判斷力才如此。我以為曆史學家用證據，最好也學一學證據法。因為不承認、不接受的條件，曆史上往往也不許接受。有四條原理：
一、不關本案的事實不成證據。譬如，打老婆的人，你說他偷東西，這不能成為證據。
二、不可靠之事實，不算證據。譬如，如果用錢買通人做證據，這就失了證據的真實性。詳細情形，下麵再講。
三、傳聞（hearsay）之詞不能成立。譬如，有一件事鄭先生說是聽鄧先生說的，鄧先生說是聽張先生說的，輾轉相聞。這樣也不能成立。
四、個人之意見不能成立。像一件事，我沒有看見，也沒有聽見過，不過聽人家說的，這不能成立。
這幾條在我看起來，曆史上都可以用，都應當遵守。
這一百五十年當中，就發生了一特殊的案子——《水經注》。一個姓趙叫一清，一個戴震，他們都是乾隆時代的學者。還有一個叫全祖望。他們三人，全祖望先死，趙一清、戴震次之。可是《水經注》戴震先出來，後趙一清、全祖望的《水經注》始終未寫成功。到了距今六十年左右，引起了極大的辯論。有人說，戴震在《水經注》裏稱他老師江永叫老儒，可見是他偷趙一清的。這就是犯了第一條。
還有《易林》，這是本卜卦的書，內容是研究卦的變幻。著者焦延壽、崔篆，也鬧起了版權問題。焦延壽是紀元前一世紀的人，崔篆是紀元後一世紀的人，相隔大概一百年左右。《四庫全書綱[提]要》有記載說：東漢永平四年，天大旱，用之卜卦，如此可見焦氏所著。記載當然不會錯。因為當時卜卦以後，第二天果下雨，這樣史官才給紀錄下來。可是他並沒有說是所著的《易林》。這也是犯了第一條。
王昭君，大家都知道是漢朝和番的一個漂亮女子。《易林》上也提到，所以有人說焦氏是在漢朝以前的人，可見不是他著的，是崔氏所著。乍看起來好像對。不過要知道雖不是焦氏所著，但未必就是崔氏所著。所以這第一條看起來很簡單，其實應用無窮。
第二條，用不著我多講了。還是拿《水經注》來說，全祖望的本子第一個發現的是“阿拉”寧波人王梓材。他是講理學的先生，他到北平正是鴉片戰爭，也是反對罷戴最熱烈的時候。他想：好了，不是戴的，也不是趙的，是“阿拉”的。有人問：證據呢？他說：在寧波。他回寧波一年以後，果然拿出一部全祖望的《水經注》。其實完全假的。
我這次到南京，在圖書館看見真的全祖望沒有寫完的《水經注》，費了三天工夫抄了回來。
第三，用直接材料而不能用間接材料。不是原本不能用，更不能用輾轉抄寫的本子。譬如《聊齋》大家都知道是蒲鬆齡所著，張元刻的墓碑上有記載。有許多翻印本子寫他死於八十六歲。我們特為找到這個墓碑，拓下來是七十六歲。這樣就發生了一個笑話：有一個上海聞人，想翻印《蒲鬆齡文集》，他怕將來發生版權的麻煩，就關了門在鴉片鋪上動腦筋，做了二百二十六首詩，所以這本文集出版以後，除了文集、詞集以外，還多了二百二十六首詩。這是個新發現。但假的事實往往露出了馬腳，因為他上麵是照八十六歲的本子抄的，所以詩中有一首是《八十六□□》還有“我今年六十八矣”的句子，下麵寫康熙幾年，我算了算錯十年，正是照八十六歲推算出來的，可見不對。現在《聊齋全集》清華大學有一部、馬先生有一部、我有一部。拿來一齊校對，詞集、文集都有，就是沒有詩集。所以用材料，不可不用原本。像這位先生就給我抓住欺詐取財的罪。
還有《宋史》，尤其北宋，更尤其是在神宗、仁[哲]宗之間，王安石變法，新舊翻來翻去，曆史改來改去，而元代也拿它做材料。這都是常識。
最近，我要說幾句話，在《經世日報》鄭先生主編的《讀書周刊》，我寫過一篇東西，有人問做官的秘訣是什麼？他回答勤、謹、和、緩。這是幾千年來做官的秘訣。研究曆史也是這樣。
（這是保存在“胡適檔案”中的一篇演講稿，原稿用鋼筆記錄，未記明演講的年份、地點與記錄人姓名，隻寫明“胡適先生講演，四月二十四”。收入1999年1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適講演錄》（杜春和等編））
學術救國
今天時間很短，我不想說什麼多的話。我差不多有九個月沒到大學來了!現在想到歐洲去。去，實在不想回來了!能夠在那麵找一個地方吃飯，讀書就好了。但是我的良心是不是就能準許我這樣，尚無把握。那要看是哪方麵的良心戰勝。今天我略略說幾句話，就作為臨別贈言吧。
去年八月的時候，我發表了一篇文章，說到救國與讀書的，當時就有很多人攻擊我。但是社會送給名譽與我們，我們就應該本著我們的良心、知識、道德去說話。社會送給我們的領袖的資格，是要我們在生死關頭上，出來說話作事，並不是送名譽與我們，便於吃飯拿錢的。我說的話也許是不入耳之言，但你們要知道不入耳之言亦是難得的呀!
去年我說，救國不是搖旗呐喊能夠行的；是要多少多少的人投身於學術事業，苦心孤詣實事求是的去努力才行。剛才加藤先生說新日本之所以成為新日本之種種事實，使我非常感動。日本很小的一個國家，現在是世界四大強國之一。這不是偶然來的，是他們一般人都盡量的吸收西洋的科學、學術才成功的。你們知道無論我們要作什麼，離掉學術是不行的。
所以我主張要以人格救國，要以學術救國。今天隻就第二點略為說說。
在世界混亂的時候，有少數的人，不為時勢轉移，從根本上去作學問，不算什麼羞恥的事。“三一八”慘案過後三天，我在上海大同學院講演，就是這個意思。今天回到大學來與你們第一次見麵，我還是這個意思，要以學術救國。
這本書是法人巴士特（Pasteur）的傳。是我在上海病中看的，有些地方我看了我竟哭了。
巴氏是一八七○年普法戰爭時的人。法國打敗了。德國的兵開到巴黎把皇帝捉了，城也占了，訂城下之盟賠款五萬萬。這賠款比我們的庚子賠款還要多五分之一。又割亞爾撒斯、羅林兩省地方與德國，你們看當時的文學，如像莫泊桑他們的著作，就可看出法國當時幾乎亡國的慘象與悲哀。巴氏在這時業已很有名了。看見法人受種種虐待，向來打戰[仗？]沒有被毀過科學院，這回都被毀了。他十分憤激，把德國波恩大學（Bonn）所給他的博士文憑都退還了德國。他並且作文章說：“法蘭西為什麼會打敗仗呢？那是由於法國沒有人才。為什麼法國沒有人才呢？那是由於法國科學不行。”以前法國同德國所以未打敗仗者，是由於那瓦西爾Lauostes一般科學家，有種種的發明足資應用。後來那瓦西爾他們被革命軍殺死了。孟勒爾moner將被殺之日，說：“我的職務是在管理造槍，我隻管槍之好壞，其他一概不問。”要科學幫助革命，革命才能成功。而這次法國竟打不勝一新造而未統一之德國，完全由於科學不進步。但二十年後，英人謂巴士特一人試驗之成績，足以還五萬萬賠款而有餘。
巴氏試驗的成績很多，今天我舉三件事來說：
第一，關於製酒的事。他研究發酵作用，以為一個東西不會無緣無故的起變化的。定有微生物在其中作怪。其他如人生瘡腐爛，傳染病也是因微生物的關係。法國南部出酒，但是酒壞損失甚大。巴氏細心研究，以為這酒之所以變壞，還是因其中有微生物。何以會有微生物來呢？他說有三種：一是有空氣中來的，二是自器具上來的，三是從材料上來的。他要想避免和救濟這種弊病，經了許多的試驗，他發明把酒拿來煮到五十度至五十五度，則不至於壞了。可是當時沒有人信他的。法國海軍部管轄的兵艦開到外國去，需酒甚多，時間久了，老是喝酸酒。就想把巴氏的法子來試驗一下，把酒煮到五十五度，過了十個月，煮過的酒，通通是好的，香味、顏色，分外加濃。沒有煮過的，全壞了。後來又載大量的煮過的酒到非洲去，也是不壞。於是法國每年之收入增加幾萬萬。
第二，關於養蠶的事。法國蠶業每年的收入極大。但有一年起蠶子忽然發生瘟病，身上有椒斑點，損失甚大。巴氏遂去研究，研究的結果，沒有什麼病，是由於作蛹變蛾時生上了微生物的原故。大家不相信。裏昂曾開委員會討論此事。巴氏寄甲、乙、丙、丁數種蠶種與委員會，並一一注明，說某種有斑點，某種有微生蟲，某種當全生，某種當全死。裏昂在專門委員會研究試驗，果然一一與巴氏之言相符。巴氏又想出種種簡單的方法，使養蠶的都買顯微鏡來選擇蠶種。不能置顯微鏡的可送種到公安局去，由公安局人員替他們檢查。這樣一來法國的蠶業大為進步，收入驟增。
第三，關於畜牧的事。法國向來重農，畜牧很盛。十九世紀裏頭牛羊忽然得脾瘟病，不多幾天，即都出黑血而死。全國損失牛羊不計其數。巴氏以為這一定是一種病菌傳入牲畜身上的原故，遂竭力研究試驗。從一八七七年到一八八一年都未找出來。當時又發生一種雞瘟病。巴氏找出雞瘟病的病菌，以之注入其他的雞，則其他的雞立得瘟病。但是這種病菌如果放置久了，則注入雞身，就沒有什麼效驗。他想這一定是氧氣能夠使病菌減少生殖的能力。並且繼續研究把這病菌煮到四十二度與四十五度之間則不能生長。又如果把毒小一點的病菌注入牲畜身上，則以後遇著毒大病菌都不能為害了。因為身體內已經造成了抵抗力了。
當時很有一般學究先生們反對他，頗想使他丟一次臉，遂約集些人買了若幹頭牛若幹頭羊，請巴氏來試驗。巴氏把一部分牛羊的身上注上毒小的病菌兩次。第三次則全體注上有毒可以致死的病菌液。宣布凡注射三次者一個也不會死，凡隻注射一次者，一個也不會活。這不啻與牛羊算命，當時很有些人笑他並且替他擔憂。可是還沒有到期，他的學生就寫信告訴他，說他的話通通應驗了，請他趕快來看。於是成千屢萬的人[來]看，來讚頌他，歡迎他，就是反對他的人亦登台宣言說十分相信他的說法。
這個發明使醫學大有進步，使全世界前前後後的人都受其賜。這豈隻替法還五萬萬的賠款？這[簡]直不能以數目計!
他辛辛苦苦的試驗四年才把這個試驗出來。謂其妻曰：“如果這不是法國人發明，我真會氣死了。”
此人是我們的模範，這是救國。我們要知道既然在大學內作大學生，所作何事？希望我們的同學朋友注意，我們的責任是在研究學術以貢獻於國家社會。
沒有科學，打戰[仗？]、革命都是不行的!
第一，勤，尋材料要手勤、耳勤、眼勤，不懶才能找到材料。
第二，謹，嚴記不可靠、不相幹的東西不能用。小心，因為如果你抄錯了，還要使別人犯刑事法。所以校對一次，再校對一次，絕對不能苟且，一筆、一字、一句都要研究。
第三，和，就是心平氣和，不要容易動火，不要在感情上用事，自己錯了，認錯，放棄錯的證據，引用對的證據。
第四，緩，是做官的秘訣，就是拖。在研究曆史很重要，寧可懸而不斷，不斷然下結論。在證據不充分、不夠的時候更不能不如此。
時間不早。最後，奉勸諸位，學此四字。
一九二六年七月
（本文係胡適1926年7月在北京大學學術研究會上的講演詞。收入199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胡適教育論著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