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是人人可以提的。譬如有人提出駭人聽聞的假設也無妨。假說是愈大膽愈好。但是提出一個假設，要想法子證實它。因此我們有了大膽假設以後，還不要忘了小心的求證。比如我考證《紅樓夢》的時候，我得到許多朋友的幫助，我找到許多材料。我已經印出的本子，是已經改了多少次的本子。我先要考出曹雪芹於《紅樓夢》以外有沒有其他著作？他的朋友和同他同時代的人有沒有什麼關於他的著作？他的父親、叔父們有沒有什麼關於他的記載？關於他一家四代五個人，尤其是關於他的祖父曹寅，有多少材料可以知道他那時候的地位？家裏有多少錢，多麼闊？是不是真正能夠招待皇帝到四次？我把這些有關的證據都想法找了來，加以詳密的分析，結果才得到一個比較認為滿意的假設，認定曹雪芹寫《紅樓夢》，並不是什麼微言大義；隻是一部平淡無奇的自傳——曹家的曆史。我得到這一家四代五個人的曆史，就可以幫助說明。當然，我的假設並不是說就完全正確；但至少可以在這裏證明“小心求證”這個功夫是很重要的。
現在我再舉一個例來說明。方才我說的先是發生問題，然後是解決問題。要真正證明一個東西，才做研究。要假設一個比較最能滿意的假設，來解決當初引起的問題。譬如方才說的《紅樓夢》，是比較複雜的。但是我認為經過這一番的研究，經過這一番材料的收集，經過這一番把普通人不知道的材料用有係統的方法來表現出來，敘述出來，我認為我這個假設在許多假設當中，比較最能滿意的解答“《紅樓夢》說的是什麼？有什麼意思？”
方才我提到一部小說，恐怕是諸位沒有看過的，叫做《醒世姻緣》，差不多有一百萬字，比《紅樓夢》還長，可以說是中國舊小說中最長的。這部書講一個怕老婆的故事。他討了一個最可怕的太太。這位太太用種種方法打丈夫的父母朋友。她對於丈夫，甚至於一看見就生氣；不但是打，有一次用熨鬥裏的紅炭從她丈夫的官服圓領口倒了進去，幾乎把他燒死；有一次用洗衣的棒槌打了他六百下，也幾乎打死他。把這樣一個怕老婆的故事敘述了一百萬字以上，結果還是沒有辦法解脫。為什麼呢？說這是前世的姻緣。書中一小半，差不多有五分之一是寫前世的事。後半部是講第二世的故事。在前世被虐待的人，是這世的虐待者。婚姻問題是前世的姻緣，沒有法子解脫的。想解脫也解脫不了。結果隻能念經做好事。在現代摩登時代的眼光看，這是一個很迷信的故事。但是這部書是了不得的。用一種山東淄川的土話描寫當時的人物是有一種詼諧的風趣的；描寫荒年的情形更是曆曆如繪。這可以說是世界上一部偉大的小說。我就提倡把這部書用新的標點符號標點出來，同書局商量翻印。寫這本書的人是匿名，叫西周生。西周生究竟是什麼人呢？於是我做了一個大膽的假設；這個假設可以說是大膽的。（方才說的，我對於《紅樓夢》的假設，可以說是小膽的假設。）我認為這部書就是《聊齋誌異》的作者蒲鬆齡寫的。我這個假設有什麼證據呢？為什麼引起我作這種假設呢？這個假設從哪裏來的呢？平常的經驗、知識、學問，都是給我們假設用的。我的證據是在《聊齋誌異》上一篇題名《江城》的小說。這個故事的內容結構與《醒世姻緣》一樣。不過《江城》是一個文言的短篇小說；《醒世姻緣》是白話的長篇小說。《醒世姻緣》所描寫的男主角所以怕老婆，是因為他前世曾經殺過一個仙狐，下一世仙狐就轉變為一個女人做他的太太，變得凶狠可怕。《聊齋誌異》裏麵的短篇《江城》所描寫的，也是因為男主角殺過一個長生鼠，長生鼠也就轉世變為女人來做他的太太，以報複前世的冤仇。這兩個故事的結構太一樣了，又同時出在山東淄川，所以我就假設西周生就是蒲鬆齡。我又用語言學的方法，把書裏麵許多方言找出來。運氣很好，正巧那幾年國內發現了蒲鬆齡的幾部白話戲曲，尤其是長篇的戲曲，當中有一篇是將《江城》的故事編寫成為白話戲曲的。我將這部戲曲裏的方言找出來，和《醒世姻緣》裏麵的方言詳細比較，有許多特別的字集成為一個字典，最後就證明《醒世姻緣》和《江城》的白話戲曲的作者是同一個小區域裏的人。再用別的方法來證明那個時代的荒年；後來從曆史的記載裏得到同樣的結論。考證完了以後，就有書店來商量印行，並排好了版。我因為想更確實一點，要書局等一等；一等就等了五年。到了第五年才印出來。當時傅先生很高興——因為他是作者的同鄉，都是山東人。我舉這一個例，就是說明要大膽的假設，而單隻假設還是不夠的。後來我有一個在廣西桂縣的學生來了封信，告訴我說，這個話不但你說，從前已經有人說過了。乾隆時代的鮑廷博，他說留仙（蒲鬆齡）除了《聊齋誌異》以外，還有一部《醒世姻緣》。因鮑廷博是刻書的，曾刻行《聊齋誌異》。他說的話值得注意。我經過幾年的間接證明，現在至少有個直接的方法幫助我證明了。
我所以舉這些例，把這些小說當成待解決的問題看，目的不過是要拿這些人人都知道的材料，來灌輸介紹一種做學問的方法。這個方法的要點，就是方才我說的兩句話：“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如果一個有知識、有學問、有經驗的人遇到一個問題，當然要提出假設，假定的解決方法。最要緊的是還要經過一番小心的證實，或者否證它。如果你認為證據不充分，就寧肯懸而不決，不去下判斷，再去找材料。所以小心的求證很重要。
時間很短促，最後我要引用台大故校長傅先生的一句口號，來結束這次講演。他這句口號是在民國十七年開辦曆史語言研究所時的兩句名言，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兩句話前一句是白居易《長恨歌》中的一句，後一句是傅先生加上的。今天傅校長已經去世，可是今天在座的教授李濟之先生卻還大為宣傳這個口號，可見這的確是我們治學的人應該注意的。假設人人能提，最要緊的是能小心的求證；為了要小心的求證，就必須：“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今天講的很淺近，尤其是在座有許多位文史係平常我最佩服的教授，還請他們多多指教。
（這是1952年12月1、5、6日，胡適在台灣大學的講演。原載1952年12月2、6、7日台北《中央日報》）
第二講方法的自覺
錢校長、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上次我在台大講治學方法的引論，意思說我們須把科學的方法——尤其是科學實驗室的態度——應用到文史和社會科學方麵。治學沒有什麼秘訣，有的話，就是：“思想和研究都得要注重證據。”所以我上次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兩句話作為治學的方法。後來錢校長對我說：學理、工、農、醫的人應該注重在上一句話“大膽的假設”，因為他們都已比較的養成了一種小心求證的態度和習慣了；至於學文史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人，應該特別注重下一句話“小心的求證”，因為他們沒有養成求證的習慣。錢校長以為這兩句話應該有一種輕重的區別：這個意思，我大體讚成。
今天我講治學方法第二講：方法的自覺。單說方法是不夠的；文史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錯誤，往往由於方法的不自覺。方法的自覺，就是方法的批評；自己批評自己，自己檢討自己，發現自己的錯誤，糾正自己的錯誤。做科學實驗室工作的人，比較沒有危險，因為他隨時隨地都有實驗的結果可以糾正自己的錯誤。他假設在某種條件之下應該產生某種結果；如果某種條件具備而不產生某種結果，就是假設的錯誤。他便毫不猶豫的檢討錯誤在什麼地方，重新修正。所以他可以隨時隨地的檢討自己、批評自己、修正自己，這就是自覺。
但我對錢校長說的話也有一點修正。做自然科學的人，做應用科學的人，學理、工、農、醫的人，雖然養成了科學實驗室的態度，但是他們也還是人，並不完全是超人，所以也不免有人類通有的錯誤。他們穿上了實驗室的衣服，拿上了試驗管、天平、顯微鏡，做科學實驗的時候，的確是很嚴格的。但是出了實驗室，他們穿上禮拜堂的衣服，就完全換了一個態度；這個時候，他們就不一定能夠保持實驗室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態度。一個科學家穿上禮拜堂的衣服，方法放假了，思想也放假了；這是很平常的事。我們以科學史上很有名的英國物理學家洛奇先生（Sri Oliver Lodge）為例。他在物理學上占很多的地位；當他討論到宗教信仰問題的時候，就完全把科學的一套丟了。大家都知道他很相信鬼。他談到鬼的時候，就把科學實驗室的態度和方法完全擱開。他要同鬼說話、同鬼見麵。他的方法不嚴格了，思想也放假了。
真正能夠在實驗室裏注重小心求證的方法，而出了實驗室還能夠把實驗室的態度應用到社會問題、人生問題、道德問題、宗教問題的——這種人很少。今天我特別要引一個人的話作我講演的材料：這人便是赫胥黎（T．H．Huxley）。他和達爾文二人，常常能夠保持實驗室的態度，嚴格的把這個方法與態度應用到人生問題和思想信仰上去。一八六○年，赫胥黎最愛的一個兒子死了。他有一個朋友，是英國社會上很有地位的文學家、社會研究家和宗教家，名叫金司萊（Charles Kinsley）。他寫了一封信安慰赫胥黎，趁這個機會說：“你在最悲痛的時候，應該想想人生的歸宿問題吧!應該想想人死了還有靈魂，靈魂是不朽的吧!你總希望你的兒子，不是這麼死了就了了。你在最哀痛的時候，應該考慮考慮靈魂不朽的問題嗬!”因為金司萊的地位很高，人格是很可敬的，所以赫胥黎也很誠懇的寫了一封長信答複他。這信裏麵有幾句話，值得我引來作講方法自覺的材料。他說：“靈魂不朽這個說法，我並不否認，也不承認，因為我找不出充分的證據來接受它。我平常在科學室裏的時候，我要相信別的學說，總得要有證據。假使你金司萊先生能夠給我充分的證據，同樣力量的證據，那麼，我也可以相信靈魂不朽這個說法。但是，我的年紀越大，越感到人生最神聖的一件舉動，就是口裏說出和心裏覺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我認為說這一句話是人生最神聖的一件舉動，人生最大的報酬和最大的懲罰都跟著這個神聖的舉動而來的。赫胥黎是解剖學大家。他又說：“假如我在實驗室做解剖、做生理學試驗的時候，遇到一個小小的困難，我必須要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我的工作才可以成功。我對於解剖學或者生理學上小小的困難尚且如此；那麼，我對人生的歸宿問題，靈魂不朽問題，難道可以放棄我平常的立場和方法嗎？”我在好幾篇文章裏麵常常引到這句話。今天摘出來作為說方法自覺的材料。赫胥黎把嘴裏說出，心裏覺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這件事，看作人生最神聖的一種舉動。無論是在科學上的小困難，或者是人生上的大問題，都得要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這就是科學的態度，也就是做學問的基本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