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是美國某個鄉村地區唯一一名醫生。他是個大忙人，要上門就診，要提供谘詢，要承擔當地醫療中心主任的工作，還要經常去法庭擔任法醫顧問。他不分晝夜地工作，忽視了生活失控的一些信號，例如，晚上不回家而睡在辦公室裏。一天晚上，他居然在開車回家時睡著了，汽車打了幾個滾之後才撞到東西停下來。
人們都知道有這樣兩種情況：疲於應付各種時間表和各種責任。這就是現代生活，就是要拚命幹。
不過，大多數努力工作的人也知道怎麼努力地玩，知道如何放鬆。而“工作狂”可不這樣。他們是有意去尋求忙碌的生活方式。他們喜歡趕時間，喜歡興奮和刺激，喜歡瘋狂地忙碌。對“工作狂”們來說，工作就是一切。他們的座右銘很可能是“我工作，我存在”。但是就像所有使人上癮的東西一樣，工作癮也會變得越來越嚴重且具有破壞性，最終常常需要一聲響亮的警鍾才行，就像馬克的情形一樣。
“工作狂”們不見得是優秀的工作者。他們常常是糟糕的管理者，因為他們不會把具體的事情交給別人去做。他們會批評同事不願像他們那樣長時間工作，從而破壞團隊的士氣。魯濱遜是北卡羅萊那大學的一名心理醫生和谘詢特殊教育及兒童發展學的教授。他自己也曾是個“工作狂”。他說，他以前會把工作藏在假期裏做，就像酒鬼把酒瓶藏起來一樣。
“工作狂”們除了工作以外沒有生活，沒有朋友，很少顧及家庭，當然也沒有休閑活動。魯濱遜說：“他們很難與人溝通，對人沒有感情。他們覺得工作比其他事情容易得多。他們在工作時才具有安全感，而到了社會生活中，他們是一片空白。”
蘭卡斯特大學組織心理學和健康學教授庫珀認為，是組織的要求把人們推向了“工作狂”，他們本來可能不會有這樣的傾向。“這有點像軟毒品會帶來硬毒品。剛開始你努力工作，然後就成了‘工作狂’。”
按照庫珀的說法，這種生活方式影響了多達1/3的工作人口，而且《世界商務》雜誌也發現，70%以上的人經常在周末工作。庫珀說，這種現象是由兩個因素引起的：一是工作沒有安全感，二是長時間工作。“在發展中國家，人們為了生存，工作時間很長。”
戒掉工作癮
然而真正的“工作狂”，即那些選擇用工作充實生活一切的人，所占的比重很小，按照庫珀的說法大約是5%。至於是什麼促使他們這樣做，就像人們為什麼會酗酒或吸毒一樣神秘莫測。也許是感情上出現了空白，也許是缺乏安全感。一位叫瑪麗的“工作狂”康複者這樣說，“就好像我身體裏有一個黑洞，我用工作來填充它。而由於黑洞本身的特性，它不斷地從我這裏吸走越來越多的東西。”“工作狂”們得到的是一種衝動，一種缺我不行的感覺。而對於自尊心稍弱的人來講，這種思想是很誘人的。
桑迪與丈夫經營著兩家零售店。她有5個孩子，每天總是有沒完沒了的事情做。她說：“我的生活每15分鍾就是一個單元。我喜歡爭分奪秒的感覺。”有一天，她的鄰居向她抱怨說，她總是不著家門，兒子都想她了。桑迪說：“當有人說我做媽媽不稱職時，我特別難過。”
桑迪說：“當時我堅信，生意沒有我就無法運轉，而且我總認為自己能在半個小時裏完成三個小時的工作。”
桑迪的人生轉折點是加入“工作狂”互助會，即WA。它由一位教師和一位企業財務策劃人在紐約創立。WA采用了12步康複計劃，所有類似的互助組織都在使用這一計劃。它通過聚焦於精神信仰和互相支持，來幫助人們戒掉工作癮，並讓因工作上癮而受到傷害的人得以改善。目前，WA在全世界有50多家分支機構，每年都會組織一些國際會議。
當然，有個老笑話說，人們從來不去參加WA會議，因為工作太忙了。但是，那些參加了會議的人，有著近乎奇跡般的收獲。
“工作狂”們通過WA所建立起來的友誼和理解，對這些多年來一直與世隔絕的人來說真是太重要了。桑迪說：“將自己交給這個組織，由一個更強大的力量去掌控一切，這種感覺真不錯。”
“工作狂”們一旦承認自己工作成癮（通常要好幾年），他們就需要“清醒起來”。然而如何節製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大多數人是需要工作的，所以不可能不讓他們工作。這樣，如何劃定界限就要根據個人情況和環境情況而定。例如，馬克辭去了法律和行政方麵工作，現在每周隻工作30小時，而桑迪則賣掉了自己的生意，學會了說不。
避免大代價
科技的進步使得人們可以一周7天、一天24小時與工作聯係在一起。這種情況可能並不好，尤其是對“工作狂”來說，因為這給了他們工作成癮的借口。波特是羅格斯大學的組織行為學教授，他對人們如何定義職業道德進行了研究。他說：“有一個概念會一次次地反複出現，就是誰如果沒來上班，那麼職業道德就比較差。”
庫珀也證實了這一說法並指出，雇主關心員工的出勤情況比關心工作效率還要多，特別是在日本。社會問題觀察人士兼作家默塔夫也說，在日本，出勤是至關重要的。“這對提升很重要。人們會這麼想：‘他是失敗了，可是他付出了很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