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社會學”。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國圖書館學家卡爾施泰特（Karstedt，P）。他在1954年出版的《圖書館社會學》一書中提出，圖書是客觀精神的載體，圖書館則是客觀精神得以傳遞的場所。有了圖書館這樣的社會機構，人類文化的創造和繼承才有了可能。他認為，他引進的這個“客觀精神”是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對象，而“知識社會學”正是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
“交流說”。“交流說”是信息論，特別是情報學與圖書館學相結合的產物，即認為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知識及其交流。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國圖書館學家謝拉（Shera，JH）。謝拉是交流說的集大成者，是20世紀後半葉美國圖書館學和情報學領域的當然領袖，他的“社會認識論”的實質就是交流。他的社會認識論萌發於20世紀50年代，完善於70年代後期的《圖書館學引論》之中。他認為，應把知識作為整個社會組織中獨立的要素，尤其是作為以書麵交流為基礎的認識體係進行研究。“交流使文化成為一種聚合的整體，並使其有可能在社會中發揮作用。文化通過交流傳播係統將我們作為人類這一物種進行著塑造，同樣塑造著個人。的確，交流一詞的含義就是共享。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交流思想時，他們就是一個共享的統一體。”“由於交流不僅對個人的個性十分重要，而且對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及其活動也是重要的，所以它成了圖書館學研究的中心內容。然而圖書館不僅是一種社會現象，或者是社會的工具，而且是交流傳播網絡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個代表人物是前蘇聯的丘巴梁。他是前蘇聯圖書館學的一代宗師，在其專著《普通圖書館學》一書中開門見山地說，“蘇聯圖書館學是一門把圖書館作為群眾性地交流社會思想的一種形式的社會科學”。這一表述雖帶有前蘇聯政治文化色彩，但其實質是交流說。
“知識基礎論”。1980年，英國謝菲爾德大學圖書情報學院布魯克斯（Brookes，BC）將英國哲學家波普（Popper，KP）的“世界三”理論（有人稱為“三個世界”理論，即物理世界、精神狀態世界、思想內容世界）移植於圖書館學中產生。波普將世界劃分為三個部分：一是“物理實體的宇宙”，即“世界一”；二是“精神狀態世界，包括意識形態、心理素質和非意識形態”，即“世界二”；三是“思想內容的世界，實際上是人類精神產物的世界”。它包括科學理論、科學問題、社會結構、藝術作品、雜誌和書籍以及圖書館的內容等等，即“世界三”。波普認為，每一本書都包含有“客觀知識”，所有的科學工作者都是為了發展客觀知識。他設想，如果有一天物質文明毀滅了，隻要圖書館還存在，人們就可以利用它保存的知識去重建新的文明。如果圖書館連同物質文明一同毀滅了，則重建人類文明是不可能的。波普的“世界三”理論對圖書館學研究產生很大影響。布魯克斯認為，“波普的第三世界理論應受到圖書館學家和情報學家的歡迎，因為他首次為他們的職業活動提供了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