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一些研究者對以往圖書館學一些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對一些圖書館學的基礎理論問題重新認識，或者置於網絡環境下重新審視，如：圖書館學的學科名稱、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以及圖書館、圖書館職能和圖書館工作規律等等，並提出了自己一些很有見地和深度的見解，對促進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來，圖書館學理論研究過分的不穩定性，使得圖書館學體係備受侵蝕，令不少研究者擔憂。主要表現：一是研究內容的過量泛化，容易導致圖書館學失去自我。把不該屬於圖書館學的研究內容硬拉進來，大量陣地被“另類”研究所占領。二是泛濫成“學”，等於自戕。圖書學理論本身還有許多問題尚無定論，卻競相出現名目繁多的學科，如文獻資源學、工具書學、期刊學、讀者學、圖書館色彩學、圖書館美學、圖書館社會學、圖書館評價學等等，有人在一本書中列出的所謂“新學科”就有74個，如果再加上沒有列進來的，恐怕不少於百種。三是圖書館學如果變化太大，將會導致消亡。從圖書館學→圖書情報學→文獻信息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這樣相繼變化乃至交叉發生。一個學科變化是必要的，但不能失去或攪混其核心內容和基本結構，否則將變成另類，離其消亡也就不遠了。
二、我國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簡況
我國是個曆史悠久的文明古國，至少是在殷商時代就出現了圖書館，這已是3500餘年以前的事。我國真正以圖書館學命名的理論研究論著出現是在20世紀20年代，比西方要晚。但是，我國圖書館學的某些知識的產生要比西方早得多。《周禮》《史記》等書中都有有關記載。如：“唯殷先人，有冊有典。”（《尚書·多士》）這裏的“冊”和“典”，就是殷代史料。老子就是“守藏室之史”（《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漢初蕭何“秦丞相禦史律令圖書藏之”（《漢書·蕭何曾參傳》），漢武帝、成帝時“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隨書·經籍誌》）。劉向的《七略》、魏時鄭默的《中經》、晉時苟勖的《中經新薄》和李充的《四部目錄》、唐代的《隨書經籍誌》、宋代成俱的《麟台故事》和鄭樵的《通誌·校仇略》以及明清時期祁承火業的《澹生堂藏書約》、邱睿的《論圖籍之儲》與《訪求遺書疏》、孫慶增的《藏書紀要》、曹溶的《流通古書要》等。這些論著比較係統地總結了藏書的收集與鑒別、分類、編目、圖書流通利用等問題。
鴉片戰爭以後，隨著西方文化思想傳入，近現代圖書館事業的興起，也就真正開始了我國圖書館學的理論研究。早期以“圖書館”和“圖書館學”命名的論著大多是翻譯作品，如1910年謝蔭昌譯的《圖書館教育》（奉天圖書發行所發行）、1917年通俗教育研究會譯的《圖書館小識》（北京通俗教育研究會出版）等等。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我國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第一個興旺時期。1920年北京高師開設暑期圖書館學講習班，文華大學設立了圖書科（1929年獨立為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1921年中華教育改進社成立後設立圖書教育組（這是最早中國圖書館學組織），1925年成立了中華圖書館協會，編輯出版了《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雙月刊）和《圖書館學季刊》（劉國鈞主編）；還有《文華圖書館學校季刊》《中山大學圖書周刊》《浙江圖書館月刊》等等。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發展也比較快，湧現出了一批著名的圖書館學家，如馬宗榮、沈祖榮、戴誌騫、李小緣、洪有豐、裘開明、袁同禮、王重民、王雲五、蔣複璁、杜定友、劉國鈞、皮高品、呂紹虞、汪長炳等。他們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出版和發表了大量的論著，如沈祖榮和胡慶生的《仿杜威書目十類法》（1917年）、楊眙晰的《圖書館學》（1923年）、杜定友的《世界圖書分類法》（1922年）和《圖書館通論》（1925年）及1935年定型的《杜氏圖書分類法》、洪有豐的《圖書分類法》（1924年）和《圖書館組織與管理》（1933年）、王雲五的《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1928年）、劉國鈞的《中國圖書分類法》（1929年）和《圖書館學要旨》（1934年）、皮高品的《中國十進分類法》（1934年）、程伯群的《比較圖書館學》（1935年）、俞爽迷的《圖書館學通論》（1936年）、蔣元卿的《中國圖書分類之沿革》（1937年）等；1928—1937年共發表學術論文4000餘篇（1900—1950年共發表學術論文5300餘篇）。20世紀40年代，由於戰爭的影響，我國圖書館學理論研究處於低潮時期，沒有取得什麼有影響的成果。這一時期的主要成就，是造就了一批圖書館學家，興辦了圖書館學教育，成立了中華圖書館協會和部分地方圖書館協會，開展了圖書館學國際交流（1925年參加了美、英圖書館協會有關活動；1927年參加了IFLA成立大會及國際學術會議），發表一大批學術論著。理論研究受美國影響較大，但產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要素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