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放四根？”大拙問。
“為什麼不放六根？”黃甌接下去。
“為什麼不放八根？”大拙再接下去。
“為什麼一根都沒有？！”黃甌說。
大家全都笑了。午飯結束，鹿林總結道：“這是我頭一次吃飯沒有喝酒。”下午我去紅波家，得知我們中午沒喝酒，直說遺憾沒有吃成雞。
【範文三】
圓明園畫家村（節選）
22歲的小田一看就是個苦孩子。不知道他愛戀的那個女子為何不疼惜他，據說相思的痛苦煎熬了他很久。
他住在遠離大家的湖邊。每當黃昏到來，他獨自在碧綠的湖邊漫步，在茂密的叢林裏聽布穀鳥的啼叫……回到空蕩蕩的屋裏，一人麵壁，繼續咀嚼孤獨的滋味，這時，他會聽到他最喜愛的《聖母悼歌》，讓純淨、柔婉的歌聲帶來溫暖，帶來寬慰。聖母是所有苦孩子的歸宿。
他的畫不屬於盡情發泄的那種，他的畫裏有一種頂禮膜拜的宗教情懷。那些天空昏暗地麵渾渾然的景觀中，或者一條通向遠方的大道上，永遠有一本厚厚的打開的書懸浮著……
他是陝西乾縣人，19歲就來到了北京。開始在中國美術報社當編輯，報紙停刊後，他來圓明園住下。讀書、思考、畫畫，去北大食堂吃飯，過著像學生一樣的生活，惟一不同的是他得自己想轍養活自己。他把自己養得營養不良，發育欠佳。
他每年隻在春節時回一趟家。母親非常掛念遠在異鄉的兒子，寫信時詳細地問他住什麼樣的房子，睡什麼樣的床，每頓吃些什麼，他的回信永遠是告訴母親一切都很好很好。生活有多苦，隻有他自己清楚。“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然而米蘭·昆德拉又說：生活在別處。
他說圓明園沒什麼好寫的，因為搞藝術的人就是這麼生活的，像美國的格林威治村、東村等等，他認為圓明園藝術村與它們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但是我不推崇他們，也不加入他們的行列。包括西方某些著名畫家的作品如魯本斯的縱情、勞特累克的紅磨坊係列，甚至畢加索，我都不喜歡，不喜歡那種對生活的揮霍。與他們相比，我更喜愛凡高，凡高他是虔誠的富有激情地去頌揚生命，歌頌大自然，凡高是真正的藝術家。”
小田曾經與80年代末張大力、牟森、王德仁那批盲流藝術家有過接觸，“這兩撥人簡直是天壤之別，張大力他們當時苦得很，幾乎是吃了上頓愁下頓，房子住得又破又小才幾十塊錢的租錢，哪像圓明園這拔人，感覺一個個都挺闊綽，住這麼大的房子，還有酒喝。”
所有的畫家裏，他最平靜與順從。好像他對生活的要求隻是吃飽就行。已經有三個月沒有接到編稿的兒了，“實在沒錢時，我就賣畫。”他比他的同齡人要成熟得多。
平時，他與房東的關係處得很好，晚上房東還來他房間裏下下棋，他也與村裏的個別畫家來往，比如跟方力鈞下棋，與老弓一起在湖裏遊泳什麼的。他很少進城，“我一進城就暈眩。”
【範文四】
愛情故事影片創票房紀錄
《紐約時報》新聞社1981年12月10日北京電（記者：克裏斯托弗·雷恩）故事發生在一條平靜的小街上——這是一個愛情故事，它把甜蜜與辛酸糅和在一起，非一般卿卿我我之作可以與之相比。在狂暴的文化革命中，一個小夥子愛上了一個姑娘，但又失去了她——這場文化革命折磨他們，粉碎他們的未來。
上海攝製的故事影片《小街》叩響了那些經曆過1966年到1976年文化革命動亂的中國人的心扉。北京各電影院裏都擠滿這樣的觀眾：有的在歡笑，有的在哭泣。他們就這個故事如何結尾展開了爭論，以判明三種可能的結局哪一種最接近於生活實際。
早些時候拍攝的《天雲山傳奇》、《楓》等影片，也是寫人們在文化革命中的遭遇——這場革命，使得中國陷入一場混亂。
然而，看來隻有《小街》才有可能真正站住腳。它的情節真實可信，具有強烈的感染力，故事結尾閃爍著希望的光芒，而這一點，恰恰符合當局的願望。
描寫文化革命的又一部影片《苦戀》沒有公開放映，其內容是一位海外歸僑在文化革命中被狂熱的極端分子迫害致死，結尾是主人公飄忽不定的腳印在雪地上留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今年春天，當局發動了一場運動，批評那些批評共產黨在文化革命中所作所為的作家。《苦戀》的作者白樺首當其衝，成了被批判的對象。據聞，白樺已經作了自我批評。
一位看過這兩部影片的官員說：“《苦戀》太消極了，它在絕望的情調中結束。而《小街》則不同，它給人以希望。”
據中國的一位電影批評家說，出於某些意識形態方麵的原因，《小街》的公映推遲了一些時候。然而，影片的導演楊建晉回避了黨的問題。正像他接受北京一家報紙的記者采訪時說的那樣，他著力“刻畫一對青年男女在逆境中尋求真正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