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王教授提出，當時關於教員職位的評定是根據學術研究成果和教學育人效果兩個方麵來綜合裁定的。譬如當時著名的學者林宰平，在中文係隻獲得講師的教席，因為他隻開了一門課；而魯迅先生還隻是兼職講師，哲學係的鄭昕先生也隻是講師而已。這表明當時教師評定製度是學術研究與教育教學同時並重的。所以在這方麵，今天的北大應多做一些製度引導方麵的工作，使教學和研究這兩個主題能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另外，王教授認為三十年代北大較為精簡的教學和行政機構設置也值得我們學習。簡單的結構一方麵有利於充分調動教員的教學積極性，另一方麵也使教學和行政工作免於機構臃腫、人浮於事之累。今天的北大，由於各方麵規模的擴大，各種人員編製和機構編製也相應擴充，在一定程度也就削弱了教學和行政的效率，並且隨著教員數量和非教員數量的遞增，也使學者在社會中的固有威信下降，學術的權威性受挫。在這方麵要想真正改善學校的辦學條件和學生的學習生活條件，要想使相應的經費能夠落實在相應的教學工作上，就必須精簡機構，壓縮人員，節約開支，使教學機構和行政機構高效化，後勤機構市場化，這才是高校改革的出路。
最後，王教授特別強調大學作為民族文化的傳承者和研究者，必須在保存民族特有文化方麵承擔相應的功能。對於許多不能對社會產生直接功利效果的獨門知識、特別學問，大學應設立相應的研究機構、聘請專門的研究人員、招收專門的學術傳人來加以研究整理，繼承發揚；而對於這樣的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國家也應投入充分的經費加以扶植。北大曆史上曾有過許多這樣的學者和學問，由於各類的原因，到今天都麵臨失傳的危險，如曆史係、中文係就有過如此的現象，敦煌學等專門學問也有過近乎同樣的命運。今日的北大要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學，倘若不能在保存民族珍稀文化遺產方麵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也就勢必有所欠缺了。（摘自《中華讀書報》1998年對於北大老師的訪談錄）
單獨把王守常教授的建議摘錄出來，而且如此長篇累牘地詳細加以敘述，是因為他的建議比較全麵，涵蓋了教學、研究、後勤等具體領域以及精神範疇的問題。三十年代可以說是中國學術界收獲創造性成就的時代，眾多學者在各自領域開拓出成功的範式，為後世學術立下了不朽的楷模。在這一時期北大也造就出了一大批享譽海內外的學者，產生了一大批垂範後世的學術經典。毋庸置疑，當時北大所推行的一係列的辦學方式則是其成功的不可或缺的關鍵原因。參照過去的經驗，如果可以得到啟示，使北大可以重新大步發展，那麼這無疑是每個北大人（無論在校與否）共同的心願。
憑借北大在現代中國的曆史地位，北大人擁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並不難，難的是要有清醒的自我估價與自強不息的精神。陳平原先生曾如是說。在這個時候，不僅僅是畢業了走出北大或者是畢業後留在北大繼續任教的人們，期待北大能夠堅決抵製社會上的不良風氣，完善教學製度，建立合理的教師管理規範。從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全社會對於走在全國大學前列的北大的熱切期望。我們堅信，北大是常為新的。
每個人都是滿懷著憧憬和渴望進入北大的，而必然有一天他會離開，每個人都可以回頭審視這段大學時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可能一千個人會有一千種看法，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所有的北大人都全心地熱愛著這塊精神的聖地，都希望她可以永葆青春，希望她能向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不斷邁進。
大學的軸心使命
任何高級文明既要有由下而上的文化積累和進化，又要有由上而下的文化向導和獨創。這就需要一個獨立的知識精英階層，站在整個文化的象牙塔裏，反省、創造、傳播高級文明的成果。
大學就是時代文明的象牙塔。它不掌握現實權力，也不是經濟、政治的工具，但在整個文明體係中卻擁有獨立的文化權威。超越現實，擺脫世俗生活的糾纏，是大學存在的基本條件，也是從高起點上結合現實、改造現實、服務現實的前提。沒有超越就不能升華，沒有脫離就無從發展。大學要主導社會潮流，引導社會發展方向，它的根本尺度不應為某一特定的現實取向(如市場行情、官場變局)所左右。大學不僅要認識和適應現實，而且要給予人們把握和改變現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