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對於北大，北大對於現代中國大學的建立所做出的卓越貢獻是有目共睹的。正如胡適轉述權威的話所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一下，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這些校長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西南聯大的剛毅堅卓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拉開侵華戰爭的序幕。為了保存國家後備實力，國民政府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全力實現中國絕大多數高校的內遷。
1937年平津淪陷後，流亡中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在教育部的主持下，組成長沙臨時大學。次年春天，臨時大學遷往大西南，一部分師生組成湘粵黔滇旅行團，兩個多月間徒步跋涉3360華裏，抵達昆明，與繞道香港、越南入滇的其他師生會合。於是在抗戰的艱難歲月裏，在中國西南的窮鄉僻壤中，誕生了聞名於世的西南聯合大學，成為自由知識分子陣營的典型。
平時，三所大學說合就合是很難的。但國難當頭，人們以教學存亡為己任，把個人的、小圈子的利益和狹隘觀念拋諸腦後，真正表現出以民族大義為重的精神。尤其是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三位校長的精誠團結，三個學校合在一起，短長互見，可以取長補短，而人才集中，達成的優勢為任何一校所不及。大家彼此競爭，不僅希望個人好，而且更希望別人好。
【國立西南聯大校門】正是這種空前的民族團結，形成了西南聯大校訓所規定的品格：剛毅堅卓；體現了校歌描述的悲壯情懷：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驅除仇寇，複神京，還燕碣。中興業，需人傑。從而培養了支撐中國幾十年建設的大批文化、科學的棟梁之才。
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馮友蘭寫道：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曆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
自由知識分子傳統沒有在政治上起主導作用，但它滲入國、共兩黨各自的體係之中。它的理性與良知，在後來國民黨一黨專製的瓦解過程中，無疑充當了顛覆者的角色。它所積澱的深厚學術資源，融進新中國建立後的意識形態中，成為文化、教育、科技重建的核心力量，其業績尤以“兩彈一星”為代表。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自由知識分子作為獨立的文化力量不幸瓦解了。改革開放後，這一傳統雖然得到一定的恢複，但在功利主義的衝擊下，古典精神難以延續，現代理性文化亦未能建立。
一批人流向海外，在華人世界中形成以楊振寧、李政道為代表的科學精英，及其他以弘揚中華傳統為使命的文化精英。
北大，至死不渝的情感
在北大招生的主頁上有著這麼一段話：“一旦佩上北大校徽，每個人頓時便有被選擇的莊嚴感,因為這裏是一塊聖地。從二十世紀初到如今，近百年間中國社會的痛苦和追求,都在這裏得到集聚和呈現。沉沉暗夜中的古大陸，這校園中青春的精魂曾為之點燃昭示理想的火炬。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學者，從這裏眺望世界、走向未來，以堅毅的、頑強的、幾乎是前仆後繼的精神，在這片落後的國土上傳播文明的種子，這裏綿延著不會熄滅的火種，它不同於父母的繁衍後代，但卻較那種繁衍更為神妙，且不朽。它不是一種物質的遺傳，而是靈魂的塑造和遠播。生活在燕園裏的人都會把握到這種恒遠同時又是不具形的巨大的存在，那是一種北大特有的精神現象。這種存在超越時間和空間成為北大永存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