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這個階段的媒介素養教育事實上就是一種反媒介的教育。在當時的英國文化保護主義者們看來，之所以要保護孩子免受媒體的傷害，是因為媒體傳播明顯缺乏文化價值。通過媒介素養教育，可以讓學生具備防範大眾傳媒的負麵影響的能力，並自覺追求符合英國傳統的美德和價值觀。由於這種教育注重強化學生具備甄別和批判意識的方法，所以，後來的批評家稱之為“免疫法”。其主要內容是合用當時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開創的批判理論，對大眾文化的欺騙性、麻痹性、虛偽性等進行批判，通過甄別大眾文化中的良莠成分，使學生辨清好壞，最終使他們回到傳統文化的軌道上來。反媒介的素養教育理念在後來發展中雖然不再是主流，但其方法和立場並沒有被完全否棄。20世紀70年代，當媒介素養教育發展到美國、加拿大及其他歐美發達國家時，學者們也普遍對媒介破壞高雅文化、滋生低俗文化的現象極為反感；這在媒介素養教育中的表現就是，人們更傾向於完全的保護主義方式，以讓青少年遠離媒介文化的汙染。保護主義的媒介素養教育方式還表現在政治形態的方麵，這方麵的媒介素養教育主要目的是消除學生的錯誤信仰和思想，這也是許多國家媒介素養教育的主要動機。
20世紀50年代末及整個60年代是媒介素養教育發展的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的媒介素養教育的基本理念是“文化即生活”（法國學者羅蘭·巴特語），而接觸媒介則是人們的生活方式之一。20世紀50年代末及整個60年代是西方媒介及大眾文化迅速發展時期，反映到媒介素養教育中，就是人們不再把文化看成是社會精英的獨享特權，而是所有人的應然生活價值，甚至是一種基本的生活方式。雷蒙德·威廉姆斯代表了這種文化轉向。威廉姆斯強調，文化表達是多樣性的，既有高雅、貴族形式，也有日常生活化的、大眾化的形式。這種理解完全消解了早期媒介教育的理論基礎，早期的銀幕教育、圖像識讀教育、影像認知教育等都視為與媒介形式相對立的。因為，早期的媒介素養教育理念的一個基本點就是，影像文化是一種低級文化，它會影響青少年的氣質品位，並有使學生墮落的傾向。正是為了防止這種可能的危害，文化研究的基本思路才被引進到學校教育中來。但是，當大眾文化在大眾傳媒的推波助瀾下迅速發展起來，並日益成為社會強勢文化樣式時，接觸媒介已經成為實際的生活方式，這種教育逐漸被認為是徒勞的，教育理念的轉變也就勢在必行。
20世紀70年代初及至現在是媒介素養教育發展的第三階段，這是媒介素養教育運動的形成與發展時期。之所以說是“媒介素養教育運動”，是因為：第一，媒介素養教育不但進一步在西方國家中繼續發展，由英美發達國家擴展至澳大利亞、日本等國家，並且也開始向發展中國家擴散。事實上，新世紀以來，媒介素養教育已呈現世界性趨勢。第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其他一些國際性組織開始積極介入媒介素養教育的推廣。197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托芬蘭的媒介研究專家索卡·閔基能設計了一項國際性的媒介素養教育方案。閔基能在其設計的方案中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大眾傳媒的消極影響是其積極影響所無法消除的，這種社會環境裏的大眾傳媒，有可能發展成為操縱公眾輿論的重要工具。因此，媒介素養教育的目標，不僅是教會青年人應對各種大眾傳播媒介，而且要鼓勵學生為建立具有真正民主精神的高質量的大眾傳播體製而努力。1982年、1984年、198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依次出版了《將大眾媒介用於公共教育國際研討會的最後報告》、《媒介教育》、《了解媒介：媒介教育與傳播研究》三種讀物。在1989年發表的《世界交流報告》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設專節對媒介素養教育的國際趨勢和亞洲、太平洋地區、歐洲和拉丁美洲的媒介素養教育狀況作了介紹，並提供了25種媒介素養教育的論著索引。國際大眾傳播研究會、國際教育媒介理事會、視聽傳媒教育歐洲協會、國際天主教廣播電視和音像協會、國際天主教電影和音像組織等是近年來經常開展媒介素養教育活動的國際性組織，其中，國際大眾傳播研究會早在1992年的一次學術大會上就已經將媒介素養教育列為獨立的學術議題、視聽傳媒教育歐洲協會在2004年的一次會議上，討論了如何將新科技、多媒體技術和電信技術應用於歐洲的課程教育，製訂了一個五年媒介素養教育計劃。
3.媒介素養的教育必要性
國外媒介素養教育的發展曆程既是媒介素養概念不斷豐富的曆程，也是媒介素養教育越來越受重視的進程。近代以來，特別是20世紀30、40年代以來，在大眾傳播媒介日趨強勢的態勢下，人們越來越意識到自身素養在麵對媒介挑戰時的重要性。牛津辭典對媒介素養的界定是：the quality or state of being literate；knowledge of letters；condition in respect to education.不難看出，這一界定不僅把讀寫能力的素質與狀態納入到了媒介素養的概念框架，而且也把與受教育相關的必備條件也納入到了媒介素養的概念框架，這也一定程度上凸顯了媒介素養教育的必要性。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媒介素養教育極有必要，這種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接觸媒介已經成為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事實上，媒介接受活動的經常化、習慣化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有人甚至把媒介活動稱之為大眾生活一日三餐之外的“第四餐”，這體現了接受媒介已是人們生活必不可少的內容。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人們接受媒介的時間已超過了他們花在其他閑暇活動時間的總和，接觸媒介已經被列為與工作、睡眠一樣最為耗時的活動了。更為重要的是，媒介在為我們提供便捷的信息交流並帶來許多全新體驗與感受的同時，它還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引起了人們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的變化。而作更深入的考察，我們還會發現，大眾傳播媒介事實上還改變了人們知識結構，改變了人類觀察世界的方法與思想過程，甚至還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的個性或人格。如現代人的一種社會病理現象——“媒介依賴症”，即過度沉湎於媒介接觸而不能自拔，青少年的網絡成癮就是典型。
第二，對媒介化信息開始介入新生一代的意識形態的問題，無論是我國還是世界其他國家都尚未找到有效的管理途徑。網絡媒介越來越成為青少年獲取信息的重要來源，網絡媒介所衍生的文化形態也越來越多。一方麵，新興媒介所再現的意見市場、人際關係、跨文化互動在全球化影響下日趨同質化；另一方麵，由於傳播科技與IT技術的緊密結合，媒介生產者為了競爭而不擇手段，他們遊走於道德與法律的中間地帶，生產挑戰社會民俗道德價值標準的眾多娛樂信息。在這種態勢下，如何有效導引媒介導向，如何不讓青少年在媒介導引下走向價值誤區等都有待進一步研究，這種情況也使得媒介素養教育日顯必要與迫急。
第三，受眾異化趨勢明顯。在當前媒介市場化、商業化、集團化的態勢下，受市場邏輯與商業邏輯的操控，受眾被定位為媒介信息的消費者而不是社會公眾，這就是所謂的受眾異化。表麵的現象是，媒介的信息選擇是以受眾需求為參照的，但是實質的情況下卻是，在受眾“使用與滿足”的指揮棒下，“以受眾為中心”式的對受眾的尊重，其出發點卻是對經濟效益的考量與追求，在很多時候的很多情況下，商業利益早已淩駕於受眾本身的需要之上。
第四，媒介與政治的關係越來越密不可分。現代社會的政治與輿論關係密切，而輿論的形成往往都是大眾傳播的結果，社會大眾關注的議題多半是由媒介製造的。這一點在媒介議程設置的研究已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從某種意義上說，媒介已經直接參與了當代社會政治活動，並影響了多數人的政治判斷，也衝擊和塑造著民主社會的政治模式。
在媒介素養教育的必要性分析中，不難發現，媒介素養教育的內涵不僅僅是了解媒介信息的內容，它還包括了對媒介內容進行深入的思辨、反思受眾的接受行為、分析媒介組織結構、強化媒介接受過程中的主體意識等更深層次內容。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的學者帕金翰指出，媒體素養一詞應解釋為使用與詮釋媒體所需要的知識、技術與能力。他更進一步指出，媒體素養並非隻是一種功能性的素養，還必須是個具有社會性、批判性的能力。【7】很顯然，具有社會性就代表著個人與外界的互動關係，批判性則代表進行合理與有效溝通的必要條件。換言之，使用與詮釋媒體的能力是媒介素養的基本內涵之一，這裏“詮釋”還包括了對媒體各層麵的廣泛的分析性理解。
從總體上來看，“媒介素養”並非是一個純粹的傳播學課題，它實際上是一種在新的文化環境中應運而生的新的教育思想。對於在媒介環境中成長的兒童而言，如果學校不再能夠為之提供真實世界的法則，那麼，他們必將成為媒介的學生而不再聽眾教師的引導。正如人類把教兒童閱讀作為最早的教育內容一樣，今天的啟蒙教育的核心應該是對兒童進行媒介內容的批判性認知教育。把媒介當作可以解讀的文本，在兒童掌握了不同文本語言的同時，讓他們養成迅速思考文本意義的習慣，把不僅僅是滿足於知覺和感官上的愉悅。為了實現這個教育目標，老師的責任更加重大了，因為“老師的責任向來被認為是一種公眾的責任，讓文本和其所含不同層次的意義能盡可能多地讓讀者所知，矢誌維護一種政治、哲學和信仰的共同社會史”【8】，這樣的教育理念即便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依然具有價值，甚至更需要我們去弘揚。
4.我國媒介素養研究與媒介素養教育的現狀與反思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我國學者也開始關注媒介素養及其研究，根據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胡連利等人的調查，我國媒介素養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開展得並不熱烈：1997年開始到2003年共發表相關論文33篇，其中1997年僅1篇，【9】1998、1999年各2篇，2000年7篇，2001年2篇，2002年4篇，2003年15篇。【10】胡連利認為，國內對媒介素養研究的普遍關注始於2003年，2004年成果尤著：這一年被稱為媒介素養教育年。2004年10月1日，中國首家媒介素養專業網站“媒介素養研究”由複旦大學媒介素養小組建立和開通；2004年10月8日至11日，以“創新、溝通、發展”為主旨的中國首屆媒介素養教育國際研討會在中國傳媒大學隆重召開，來自國內外的專家學者以“媒介素養及媒介素養教育”為題探討適合我國國情的媒介素養教育理論建設問題，推動了我國媒介素養研究的深入發展；2004年12月11日至13日由團中央、教育部等國家七部委聯合主辦、上海團市委等承辦的“中國青少年社會教育論壇——2004媒體與未成年人發展”主題會議在上海舉行。這次會議旨在深入研究現代媒體的發展對未成年人的深刻影響，呼籲全社會對媒體與未成年人發展課題的關注和研究，以引導未成年人更好地對待和運用媒體。【11】2005年以來，更多的學者開始介入到我國的媒介素養教育研究，期間蔡國芬，張開等人的《媒介素養》、陳先元的《大眾傳媒素養論》、陳龍的《媒介素養通論》、段京肅、杜駿飛的《媒介素養導論》等相繼麵世，這些著作與教材對媒介素養的概念、國外媒介素養教育的發展及國內媒介素養研究與媒介教育的現狀作了較為係統的研究。論及我國媒介素養教育的現狀，學者們以不同的方式，包括社會調查考究了當前我國公眾媒介素養的現狀。現實的情況是，我國當前的媒介素養及其教育現狀都不容樂觀，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第一，專業的媒介素養教育沒有完全開展起來，以至於人們僅能從公眾的文化水平與教育程度來考察其媒介素養問題，專業的媒介素養指標則無從考察。第二，人們很少將媒體作為一種教育基礎，盡管人們對媒體的教育功能已經有所認識，但深入研究這種教育功能者則尚不多見。對此，張玲批評說：“中國媒介教育係統的形成大概經曆了如下的發展階段：20世紀30、40年代的電影時代；50、60年代的廣播時代；70、80年代的電視時代，90年代以後的計算機網絡和多媒體時代。上述媒介教育係統的形成是在人們，特別是在中國教育界、學術界毫無意識、毫無準備和不經意之間漸漸而成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