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梓在職期間，積極推進職業教育與識字運動，實施國民教育。他認為，在當時的教育狀況下，若不注重職業教育，就無以言教育機會的均等；不注重識字運動，更無法談民眾教育。為此，提出實施國民教育，一方麵要舉辦短期小學，一方麵要開展民眾教育，並增加社會教育經費。在職業教育方麵，水梓從甘肅實際出發，擬以毛革製造、礦產開采以及畜牧、森林、水利、交通等方麵擴充專業，培養專門人才。對於民眾識字掃盲教育，水梓提出了三項基本原則：減少文盲，發展社會生計，提高國際地位。在他主持下召開過兩次民眾識字運動宣傳大會，並致詞演講動員；擬設社會教育人才培訓所、規模較大的圖書館和民眾教育館，並在民眾教育館內附設民眾學校及民眾問字處。對於國民教育，水梓根據西北特點，提出八點建議：宣傳國民教育的意義，改造一般思想；注重農村教育，使受教育者農民化；在農閑時舉行農民識字運動及軍事訓練；利用農民集會時，提倡固有道德，灌輸曆史地理常識；在信仰自由精神下，設法促進各類教育的程度；在師資教育方麵增設蒙番回文學科，作為推行國民教育的基礎；獎勵擔任蒙番回教學人員，在國民教育教材中加強西北物產方麵的教育，作為開發西北的準備。以上建議大多屬於積極可行而富有建設性的。
鄭通和（1899—1985），字西穀，安徽廬江人。1923年畢業於南開大學，後留學美國，專攻教育學，獲得教育碩士學位，1926年回國後即從事教育工作，服務於學界近60年。1938—1946年間，鄭通和在甘肅擔任教育廳長，這八年是他全部教育實踐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勤於職守，頗受讚許。
鄭通和的教育理論偏重於實踐，並自稱為“實行教育家”。他認為理論教育家的目的在於指示教育發展的方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往往側重於哲理化。實行教育家則旨在使理論教育付諸實施。古希臘的柏拉圖、蘇格拉底是理論教育家，而中國的孔子既是偉大的理論教育家，又是設館授徒的實行教育家。不過他最崇拜的是兩位近代教育家，一位是美國的教育哲學家杜威，推崇其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另一位是被他稱為中國實行教育家典範的張伯苓。鄭通和讚賞其不空談理論而注重“創造事業”的教育觀。他說：“我從事教育實際工作，亦有教育理論所本，即杜威博士實用教育思想，為國家培養實用人才。”他從事教育實際工作，就是期望通過主持校務，培養出大公無私、真才實學的青年人才，擔負其興複國家的責任。
鄭通和在擔任甘肅教育廳長期間，對蘭州教育的主要貢獻，在於他以實用教育思想為指導，積極推進各類教育的發展與改進。鄭通和來到蘭州後，即深感發展教育刻不容緩。他認為“建國事業，基本在教育”，“興強之道惟有振興教育”，並以美國獨立戰爭後，俄國十月革命後振興教育發展生產，從而使國家鞏固、國立強盛的曆史事實，證明欲達富強康樂之境地，隻有通過振興教育來實現。鄭通和強調辦理教育，必須體察國情，適應環境需要，隨時代而變化。他通過對甘肅省情的認識，強調蘭州作為大西北的中心、抗戰大後方，必須積極發展教育，培養大量幹部和知識青年，以適應國家的需要。在教育行政實踐方麵，他強調各級教育均應以推進國民教育為基石，中等教育要注重推進職業教育，培養實用技術人員，並主張在添設理工學院和畜牧獸醫專科學校，造就水利、土木、機械等方麵的工程師和發展畜牧業的技術人才。他還認為，過去三四十年的教育是消費的教育，今後的教育必須是知識的灌輸與技能的訓練並重，並期望政府提供足夠的學校經費。他還積極主張對學生和民眾進行思想和軍事訓練，以適應加強國防的需要。
鄭通和在他八年任內，曾先後三次製定教育實施計劃，以其講實際、講效率的工作作風，為甘肅尤其是蘭州教育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為爭取所訂計劃的實施，他從爭取經費、設校增班、訓練教師、充實設備、改進教學等方麵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並通過實地考察，具體指導，以期實現。他認為，教育思想是在日新月異中發展的，不管辦行政還是當教師，都應隨時吸收新知識，去做新實驗，棄舊取新，才能適應時代要求。他要求教師應有專業精神，樂於終生服務於教育。為了在艱苦的環境中穩定教師情緒，他提出應該視教育為一種事業，而不僅僅是職業。事業不僅解決生活問題，同時也是為社會服務。他強調，教育要進步，必須重視改進教學，教材要注意結合實際，體現時代性，主張將抗戰以來產生的有價值的材料體現在教學之中。在教學方法上，中學教學可用啟發式與注入式的折中方法，即課前提示要求，課中據此發揮，再令學生討論。教師除傳授知識外，更須注意思想指導，傳授做人之道。在教育行政方麵，鄭通和重視教育視察指導。在任職期間，他經常進行分區定期視導，以及各種臨時性的視察指導，促進了各項教育計劃和措施的貫徹執行。
鄭通和總結他一生從事教育實際工作，得出一條經驗：掌理一省一校教育行政，均非短期內所能奏效。因此，他不讚成實行校長任期製，主張辦校成績優良者繼續做下去，辦理不善者應自動辭職，且不宜調任其他學校。1946年，鄭通和離開甘肅，後來隨國民黨敗退台灣，在“教育部”及台灣大學等機構任職。
李蒸（1891—1975），河北灤縣人，早年畢業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3年赴美國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主要從事教育工作，是一位愛國、正直、頗有見地的教育家。
1937年，北平師範大學西遷陝西後，李蒸任西北聯合大學師範學院及其改組後的西北師範學院院長，學院再遷蘭州後繼續任院長。直至1945年去職從政，為在蘭州建立高等師範院校作出了重要貢獻。抗戰期間，李蒸為西北師範學院再遷蘭州盡心竭力，從遷校、建校以至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堅持辦學，備嚐艱辛，貢獻卓著。1940年4月，李蒸接到教育部將西北師範學院再遷蘭州的命令後，6月來蘭州堪察校址，經實地考察，研究比較，選定蘭州十裏店為校址。次年，又偕同有關人員再次赴蘭籌設分院，當年11月招生開學，直到1944年學院全部遷蘭。雖因經費等問題，拖期4年之久，但李蒸既堅持北平師大建校可從簡，教學要認真的優良傳統，又擴大了辦學規模，使學院在城固、蘭州兩地的教學、生活均能正常進行，有序遷移，並聘請了一批知名教授來到蘭州任教。
李蒸以教育家的學識和品格，在主持辦理高等師範教育的10多年裏，周密計劃，精心實施，為社會培養了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師資，積累了豐富的辦學經驗。他的《我的辦學經驗》等論著，充分反映了一代教育家在舊中國辦學的艱難處境和可貴經驗。李蒸認為，師範教育是整個教育製度的中心，是一切教育之母。高等師範學院獨立設置，分區設立，使之成為獨立係統，是戰時教育的一大創舉。他主張教育必須實現專業化，應由專家或專門人才去主持，那種以為任何人皆能高談教育，以為教育是一種常識而非學問的論調，隻能是不科學的頭腦，是阻礙教育的怪論。他在主持北平師大、西北師院的工作中，一直主張以專業訓練為學校之“重責”，大力提倡培養專業精神。他認為教育事業是精神事業，從事教育事業者必須先養成專業精神，要以事業為重，安貧樂道，不見異思遷，負起為國家培育人才之職責。他在給西北師院1943年畢業同學畢業冊題序中，諄諄告誡諸位弟子：“開發西北，首賴教育”，“諸君畢業之後，當以西北為服務領域，下定決心，爭先恐後，同在西北工作”，“切不可仍陷故常，競赴通都大邑，圖個人之安逸”，充分體現了一代教育名家的品格與見識。
在學校建設方麵，李蒸認為，學校的構成要素有三：一為教師，一為學生，一為設備。評定一所學校的優劣，就要評價這三種基本條件，而後兩種基本條件的完成，大部分要靠頭一種基本條件的具備。由此，一所學校的成功，主要的是師資的健全。因此，培養優良師資，是師範學院義不容辭的責任。李蒸還非常重視培育和保持傳統校風。他認為，優良校風可使全校師生精誠團結，工作振奮，在有形無形之中不僅學到知識，且可變換氣質，養成高尚品質。他以“刻苦耐勞，誠樸篤實，埋頭苦幹，不尚宣傳”來概括西北師院的校風，與廣大師生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