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信徒的聚會雖然是逐步自發形成，但套用了閘北堂原有的青年聚會。因為閘北整體信徒結構是中老年人多，雖然名義上有青年聚會，但一直沒有很好的開展起來。而溫州信徒以青年人為主，因此單獨聚會時，以參與閘北堂青年聚會的名義，並實際上改變了原來青年聚會的信徒成分，不僅真正成為青年人的聚會，而且事實上產生了一個以溫州信徒為主的青年聚會。對這一狀況，雖然區“兩會”負責層的教牧同工普遍比較認可，但有些負責人卻有意無意地把“溫州青年”與“本堂青年”相對提出，無形中把溫州信徒排除在本堂信徒之外。由於溫州信徒大多是商人，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因此自主地組織了一個詩班，名義上是閘北堂晚詩班，實際也是以溫州信徒為主。這些溫州信徒自己出資聘請老師教唱，聘請琴師，沒有動用閘北堂的關係和資金。林牧師有時為這個青年聚會主持靈修。
但溫州信徒與上海本地信徒的區別實在太過明顯，在晚聚會禱告時，不僅用難懂的溫州方言，而且姿態熱烈，風格顯然與柔和的上海本地信徒大不一樣。這種崇拜形式上的張揚，再加上溫州信徒多為經商，因此在個別教牧眼裏始終“非我族類”。這與上海傳統的排外心理有很大關係。有些教牧在講道時甚至會不經意地流露出來，這導致溫州信徒的極大不滿。
雖然有一些不和諧音，但總體上，在形成溫州信徒為主的聚會後將近一年的時間裏，這些溫州信徒始終比較謹慎，與閘北堂教牧及其他信徒的關係也比較協調。2002年聖誕節，溫州信徒甚至集資給閘北堂每一位信徒買了份聖誕禮物，雖然禮物本身並不貴重，隻是一些小筆記本之類，但無疑顯示了這些溫州信徒的經濟實力，更顯示了他們希望被閘北堂接納、與上海本地信徒建立彼此共融關係的願望。
溫州信徒的參與及其日漸活躍，無疑給閘北堂增添了不少活力，但也越來越引起部分信徒的側目，感覺他們過於張揚，甚至出現了“閘北堂要變成溫州人的堂了”這樣一些風言風語。而閘北堂主任牧師林牧師則堅稱隻有閘北堂的青年聚會和晚詩班，沒有什麼溫州人的單獨團契，試圖將敏感的地域背景淡化，納入到閘北堂原有的體製框架中。如強調聖誕聚會時，講道者是林牧師本人，並沒有溫州人的講道，而且招待和禮品發放，也是由閘北堂招待組的義工與溫州信徒共同進行，“所以不存在閘北堂變成溫州人教堂”，牧師解釋說2003年2月18日正副主任會議記錄。。
但到2004年3月份，情況發生了變化。有關宗教管理部門認為，在當前不宜讓溫州信徒如此集中、明顯地形成單獨聚會。因此，經主任辦公會議討論，決定暫停青年聚會和晚詩班2004年3月3日正副主任會議記錄。。區民宗辦擇日與溫州信徒代表進行了一場對話，表明並不是針對溫州人，而是閘北堂的聚會形式有所調整，希望大家理解。此事件之後，原先參與閘北堂青年聚會的溫州信徒產生分化，一小部分離開閘北堂。但仍有一部分繼續留了下來，有些進入主日詩班並堅持至今。這些留在閘北堂的溫州信徒，目前已完全融入閘北堂，如果不特意指出，他們一口雖不甚標準但流利的上海話，根本看不出是溫州的信徒。一次以地域認同為核心的集群努力，被製度的慣性所抑製。
但是，這種地域性的認同，在目前仍然存在，並對當前上海市區各個教堂形成一定程度的困擾。直到2008年年初，部分後來的溫州信徒仍然試圖在閘北堂建立專屬自身的團契。憑借他們雄厚的經濟實力，溫州信徒提出要租借閘北堂聚會。盡管提出的價碼尚屬誘人，而且隻是在固定的時間段使用閘北堂，但經過慎重考慮後，區民宗辦與區“兩會”仍然拒絕了溫州信徒的提議，要求他們參加閘北堂現有的崇拜與聚會，而不得形成單一的溫州聚會。
3基本信徒：小群體人際關係認同及其群體壓力
除了上述具有教派特點和明顯地域特征的信徒以外，構成閘北堂成員主體的是那些基本信徒，他們與閘北堂的關係比較直接，不需要通過原小教派或地域亞群體的中介。這部分信徒按閘北堂受洗名冊顯示，共有約4400餘名，但比較穩定地與閘北堂發生聯係，固定在閘北堂參與宗教生活的，隻有約1200人流失的信徒大體上有幾種情況：一是居住地搬遷至離閘北堂較遠的地方，因此到其他堂聚會。包括因城市改造遷至外區以及郊區者，外省籍信徒返鄉者和出國的信徒。二是亡故者。三是進入家庭教會者。這三類人雖然在閘北堂受洗，但目前已幾乎與閘北堂沒有來往。。但即使是這些“基本信徒”，在參加禮拜、領聖餐與奉獻時也未必固定在閘北堂。由於閘北堂所在區域附近，還有屬於其他行政區的幾個教堂，而隨著上海城市交通的發展，在市區內各個教堂之間流動已不是太大的障礙，因此，信徒的“串堂”聚會方式比較普遍信徒的串堂流動大體有以下幾種方式：1有些閘北堂信徒會在閘北區以外其他行政區的堂點參加宗教活動，雖然他們居住在閘北區，離閘北堂也最近。2與之相對應的是，閘北區以外其他行政區的各個基督教堂點的信徒，流動到閘北堂來參加禮拜或聚會，但他們並沒有改登記為閘北堂信徒。3居住在閘北區以外其他行政區的部分信徒，並不屬於居住地所在區的教會，而是屬閘北堂信徒，即閘北堂的“外區信徒”。當然，相對應的是必定存在居住在閘北區境內，但屬於外區堂點的“外堂信徒”。。這是當代城市教會與保持信徒相對穩定的農村教會最大的不同之處。這給閘北堂的牧養與信徒管理帶來了一定的困難。目前所實施的“屬地化”管理，隻能是作為主管部門的區民宗辦對區“兩會”的管理，對於信徒與堂會的關係而言，屬地化管理原則被城市生活的高流動性所稀釋。
信徒的這種“串堂”現象，基本動因是“靈性”的需要，即他們期望能聽到不同的講道，感受不同堂點的氣氛。除了外部諸如堂點之間鄰近、交通改善等原因外，以基督教教堂為載體的城市基層教會日益演變為同質性的基督教內公共機構，是“串堂”現象得以產生的重要社會條件。在這些教堂內開展的宗教活動，其程序、禮儀、信仰規則及活動內容等沒有顯著差異。因此，這些信徒離開閘北堂而加入其他堂聚會，並不會像西方信徒那樣，麵臨放棄原屬教會的宗教資本而導致的心理不適。這導致當前基層信徒的組織歸屬感淡化突出的表現之一是，有相當多的信徒因種種原因離開閘北堂所在區域時，並不向閘北堂打招呼；除了特殊原因以外（如出國），也很少懇請閘北堂出具可使其加入其他教會的推薦書或證明書。。這種歸屬感淡化的實質，是信徒的認同模式發生了變化。信徒與作為場所而存在、但在實踐中表現為組織形態的閘北堂之間，隻有行政認同，而缺乏其他更深層和文化意義的認同。
為了應對當前信徒人數眾多、居住分散且高流動性的狀況，閘北堂自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建立了係統、高效的聯絡事工製度目前，閘北堂共有49名信徒充任主日禮拜和周間聚會的招待義工。而聯絡義工則有72名信徒充任，其中22名兼任招待與聯絡工作。兩者合計，閘北堂現有招待、聯絡義工共計99人。招待與聯絡義工均必須是受過洗的信徒。招待員的職責是在禮拜與聚會時引領、指點進堂人員入座，維持會場秩序等。而聯絡員則是閘北堂與信徒保持日常聯係的重要通道。。根據閘北區現有的街區，聯絡工作分為七個小組進行。對於較大的街區又劃分小段。聯絡組不僅僅掌握與反饋信徒信息，實際上，也通過一些守望相助的服務與小型家庭團契形式，密切信徒之間的互動，在本聯絡區信徒之間產生穩固的人際關係，在製度化的合法性框架中，通過小群體的密切互動，使信徒經由各自所屬聯絡組的群體聯係，而與閘北堂產生穩定的聯係，從而增強信徒對閘北堂的歸屬感。以閘北堂北站街道聯絡組為例。這個聯絡組的信徒，主要是居住在火車站北站區域老平房的五十多位信徒。小組長是七十多歲的徐雅琴姊妹。她自1982年複堂時就在閘北堂受洗並參與事奉，目前還擔任街道居民小組長，是當地社區的積極分子。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在她家就一直存在一個小型的家庭團契，二十幾個中老年人每周一下午一點鍾，集中在她家讀經、禱告或唱詩。這個小型家庭團契至今已存在了二十多年。閘北堂建立聯絡組時，徐姊妹成為當然的組長，這個家庭團契也因而完全公開。
由於徐姊妹家麵積狹小，不到20平方米的樣子，是老裏弄的那種平房。因此聚會的信徒從房間一直坐到門口弄堂裏。有時片警路過，也會坐下來聽聽，提醒一下安全、不要影響鄰居之類。聚會的主要內容是把前一天主日禮拜的講道內容複習一遍，對當時沒有聽清楚的，或者沒有理解的部分，大家一起討論、澄清。然後輔助以讀經、見證等，最後以禱告、唱詩結束。參加團契的信徒都會在主日禮拜時認真做記錄，聚會時相互比對，消化講道內容。現在條件好了，也有用錄音的。複習時由徐雅琴老姊妹主講。近十幾年來逐步形成慣例這個小型的團契在北站街道的信徒中知名度很高。一些信徒會因各種需要請徐姊妹召集團契中的弟兄姊妹去家中禱告或唱詩。一般徐姊妹會在團契的二十多人中選擇三五位正方便的信徒前往。需要他們前去禱告唱詩的大多是家裏遇到問題的信徒。如一位信徒丈夫剛去世，自己眼睛瞎了，孤獨一人在家。因此不定期地請徐姊妹帶人去家裏，有時一個月請去幾次，有時幾個月或半年才請一次，視情況而定，並非固定的聚會。也有的信徒希望請閘北堂的教牧人員出麵，會請徐姊妹代為溝通。如果可行，就幫忙確定時間地點；不行，徐姊妹則做好解釋工作，或者帶幾位團契中的信徒代堂裏的教牧出麵處理一些靈性方麵的事情，主要仍然是禱告和唱詩。。
倪姊妹的故事反映了北站街道聯絡組小團契的人際關係壓力。倪姊妹今年已81歲，是最早參加徐姊妹家小團契的老信徒，曾經被閘北堂定為北站街道的聯絡員之一。由於最近幾年，這位倪姊妹的兒媳婦退休後在沐恩堂參加了詩班，因此她也隨同去沐恩堂參加聚會。同時，也會到景靈堂信徒辦的家庭團契去聚會。這種情況起初並沒有讓徐姊妹等人知道。但延續了一段時間後，徐姊妹發現她聯絡、探訪的工作做得少了，甚至禮拜天去閘北堂時也找不到人，似乎很忙，而且信息量不正常的增加，主要是一些關於其他堂裏的閑話，而其他堂的某些信徒對閘北堂的事情也有些真真假假的評論。按徐姊妹的話講，就是“閑話嘛傳來傳去。從閘北堂傳到景靈堂，從景靈堂再傳到阿拉此地。好話不傳，壞話倒傳來傳去”。留心了解後發現是倪姊妹所致。所以就與她談，不要跑來跑去了。倪姊妹說：“我要跑一跑的，我和沐恩堂史牧師蠻要好，儂家裏廂人多，地方小，腳碰腳，又學不到啥。”徐姊妹一氣之下說：“既然這樣，我家裏以後儂勿要來了。我們這裏以後不喊儂了。”這樣有一段時間倪姊妹就退出了北站團契。但數月後，老人到底還是習慣了北站的小團契，而且多年交下的一批信徒與她不來往也讓她感覺不適應。因此，最近又回到徐姊妹的團契中。剛回來時徐問她：“儂不是嫌鄙阿拉此地人多地方小嘛？”倪姊妹回稱：“我又不是到儂此地來，我是到神麵前來。”目前，倪姊妹一個月到徐姊妹家的團契參加聚會兩次，其餘則是在別處聚會。閘北堂的禮拜仍然參加，去沐恩堂則是在星期六。這樣，把時間錯開，一方麵，仍然滿足她要“跑一跑”的熱情，另一方麵，也維持著作為一個閘北堂信徒的外在象征。
四、結論與討論閘北堂在建堂以來的一百餘年裏，從美北長老會上海第三會堂，進而發展為中華基督教會華東大會江南區會的基層堂會，最終在新中國成立後，成為層級設置而又屬地化管理的基督教愛國團體的宗教活動場所。當代閘北堂實質具有閘北區境內的基督教公共機構之地位，而非此前數十個互不統屬的、處於潛在或公開的競爭狀態的基層教會組織之一。在這個過程中，現實組織層麵上的西方宗派體製在1949年以前就被逐步消解；宗派特征大體隻在符號與禮儀上，以文化傳統的要素形式而得到有限的、非係統、非組織化的保存和延續。與此前曆史階段相比，當代閘北堂在組織特性上最大的不同在於，物質與空間形態的場所意義被強調，而規範的現實教會組織的特征及其架構被虛化，其組織性的體現側重於行政管理體係的運作。但在實踐中，以及普通信徒的意識中，閘北堂卻仍然體現出一個基層基督教組織的所有特征，類似於以往兼具神學—律法雙重意義的堂會組織。從上海基督教的整體來看，這種基層組織模式具有普遍性，呈現出明顯的“製度趨同”。在這一過程中，崇拜、儀式等核心的功能性活動以及其他一些符號與價值要素保持著較高的穩定性，它們作為文化條件，同閘北堂的組織結構一起，配合共同的上帝信仰，為整合信徒中不同類型的認同奠定了基礎。
本文分析了閘北堂信徒的三種認同模式：原教派認同、地域認同以及小群體人際關係認同。這些認同都有自身的基礎，從而形成各自的認同特征。如原教派的認同，基於特定的神學觀與禮儀；溫州信徒的地域認同，基於鄉土地域情感及與之相應的語言、行事方式與崇拜風格；北站團契等小群體認同，基於麵對麵互動而形成的人際關係網絡，它依賴於比前兩種模式更為頻繁的互動才能形成和維持。作為一個向整個閘北區提供基督教服務的公共機構，閘北堂必須盡可能將具有不同認同傾向的信徒包容進來。
組織研究者已區分了處理多重認同的不同組織策略，如排除一些認同，通過歸類或整合以發掘多重認同的共同利益，單純地容忍與持續多重認同問題，尋找能夠成功整合既存認同的更高層次的認同，創造全新的認同，或者忽略問題並使一個或多個認同逐漸衰敗掉，這些策略包含著一係列製度設計與管理運作。
共同的上帝信仰，是閘北堂在組織整體層次上整合各種認同模式的核心。但這種傾向於在基督徒內部淡化群體間界限的“基督徒身份”認同，尚不足以產生並維持信徒對各個差異性的具體基督教組織的認同。因此，閘北堂仍然需要一係列製度設計與管理運作。對於原教派認同，是通過安息日事工組的製度安排予以導引和約束；對溫州信徒的地域認同，則通過管理運作，抑製其組織化程度，將其分散到閘北堂自身的製度結構中；對本地信徒，則是通過小群體人際關係壓力和聯絡組的製度安排而加以約束。如此，將這三種可能產生組織離心力的主要的認同模式整合起來。
這種整合之所以能夠實現，除了共同的上帝信仰以及組織文化條件以外，很大程度上也由於閘北堂作為這一行政區的基督教公共機構所具有的行政權力。各種認同傾向性的信徒，必須服從閘北堂的行政管理，如此方能穩定地滿足宗教生活需求。而對目標對象的“服從”或“依從”，是形成組織認同的基本心理過程之一劉軍、富萍萍：《組織認同的心理基礎剖析》，《經濟界》2004年第6期。。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閘北堂的組織認同，可以說是一種“行政認同”。
由於個人與組織之間的心理依附由淺到深依次有順從、認同與內化三個層次，這種基於順從的“行政認同”，將信徒與閘北堂組織整體聯係在一起，經由同閘北堂管理層及其他人員的頻繁互動，而產生各種情感聯結，逐步使信徒對閘北堂的組織認同穩固和內化。不過，由於當前閘北堂的信徒規模過於巨大，難以形成信徒之間普遍的密切互動；同時，行政認同畢竟是基於對獎懲等功利主義考慮而產生的最低層次的認同。盡管它使不同背景的信徒具有“閘北堂信徒”的群體身份資格，但由於群體身份資格與對這一資格的認同之間存在本質差異，兩者並不必然協調一致方文：《超越認同——從認同到群體資格》，《宗教製度與宗教認同研究暨第四屆宗教社會科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大學，2007年。。因此，行政認同很容易受到其他認同的影響而失效。這是我國當前宗教體製在未來需要研究並妥善解決的問題。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