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新中國成立以前就在閘北堂禮拜的信徒，目前已所剩無幾，因此，對當前閘北堂所采納的這些禮儀、符號，大多數信徒無法將之進行曆史比較，更無從進行宗派間的比較；因而，他們一般持有欣賞與包容的態度，認為采納這些禮儀和符號，使禮拜活動更莊嚴、係統更正規。信徒中真正明了其內在含義的並不多。而在公開場合，牧師們也不宣揚這些禮儀與符號的深層意義；一般隻引用丁光訓主教的話說，是為了彰顯基督內的豐富多彩。
當前北堂的禮儀與符號，有頗為複雜的來源。但除了主任牧師由於其知識背景，或多或少清楚這些傳統的淵源以外，大部分一般信徒均對此沒有特別的感覺。隻要不異於他們的經驗與習慣，對於各種禮儀、符號及其調整、變化，一般信徒大體都能心平氣和地接受。對這些符號所帶來的莊嚴肅穆感，不少信徒還是很讚同的。他們有時會與其他堂的符號象征作比較，雖然不會以爭高下為目的，但對本堂的這些符號，還是充滿了自豪感。這無疑有助於信徒對閘北堂的認同。
禮儀—符號方麵另一個重要特征反映在“洗禮”儀式上。新中國成立以後，閘北堂不再對嬰兒以及未成年人施洗。同時，由於聯合禮拜的緣故，閘北堂的洗禮方式也綜合了“點水禮”與“浸禮”兩種方式。而在新中國成立前，閘北堂按長老宗傳統，一貫對信徒施以“點水禮”。目前，信徒申請受洗時，可自由選擇受“浸禮”還是“點水禮”。雖然兩者都有各自的神學含義在內，但使用“浸禮”方式的越來越少。這並非由於神學上的考慮，而主要是因為采用“浸禮”的話，準備時間長，費時費力；而且據說也不衛生，不利於健康。對於體質弱的信徒和教牧人員，“浸禮”並不合適。
閘北堂在複堂以後共舉行47屆洗禮儀式，其中隻有13屆在為當年大部分信徒施“點水禮”的同時，為部分信徒施行“浸禮”。從頻度上看，1989年至1995年間，每年必有部分信徒受“浸禮”；但1996年至2001年共6年11屆沒有施“浸禮”。2002年至今也隻恢複了3次“浸禮”。接受“浸禮”人數最多的一次是1993年第24屆，共有52名信徒接受“浸禮”，但也隻占本屆受洗信徒總人數（138名）的37.7%。接受“浸禮”人數最少的一次是1990年的第18屆，共14名信徒受“浸禮”，占當屆受洗信徒總人數（139名）的10%。在複堂以來全部4432名領洗信徒中，總計受“浸禮”者為378名，僅占8.5%。盡管如此，還是應該看到，閘北堂對兩種洗禮方式呈比較開放的態度，能夠尊重信徒的選擇，以滿足具有不同神學傾向之信徒的需要。這無疑也對鞏固信徒的組織認同有所助益。
2基督教信仰與中國倫理核心的整合：敬神與孝親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最大的碰撞，是如何處理中國人傳統的紀念祖先的方式，以及以家庭為基礎的孝悌觀。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在曆史上曾因這些問題引發了“具有劃時代意義，雖然相當浮淺的禮儀爭端”秦家懿、孔漢思著，吳華譯：《中國宗教與基督教》，三聯書店1990年版，第40頁。。從閘北堂在20世紀的經驗來看，這個基本的倫理問題已被納入到基督教神學的解釋中，從而得到相對平和的處理。
民國時期，閘北堂曾經自行舉辦國家法定節日以外的“父母節”。當前，這個節日實際上被國家法定的“敬老節”所取代，實際意義相同，而內涵有所擴大，即從父母血親擴展到所有老人。在“敬老節”前後，閘北堂會安排一次敬老禮拜，並組織信徒向敬老院捐贈或舉辦義工服務等慈善性的社會活動。但對父母尤其是逝去的至親好友的紀念，在現代閘北堂的宗教生活中也繼續保持著重要的地位。
閘北堂對逝者的紀念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堂內舉辦的追思禮拜，逢單月1、3、5、7、9、11月主日下午2：00舉行；而大型追思禮拜則在清明節前後舉行閘北區兩會：《聖工組條例》，2002年頒布。。原先是將逝者姓名一一讀出來，現在為了節省時間，隻是把登記有逝者姓名的名冊置於祭台上，以“上述人等”總括性地提及。主任牧師又加以改進，製作了幾塊立板，將逝者的小照分門別類貼於板上，並給每個類別題上基督教意義的標題，追思禮拜時置於聖台上。牧師笑稱這種形式實際上來源於中國傳統的“牌位”。當然這隻是一種形式上的美觀或莊重，不再是逝者神靈棲息之所。這種形式的采用也反映了中國基督教在這個問題上的開放態度。
追思的第二種形式是在陵園或殯儀館舉行的。此時分兩種情況。一種是逝者是基督徒，而其家屬並非基督徒，但為了尊重逝者的信仰，或逝者本人有這方麵的遺囑，請牧師參加追思儀式並禱告，通常隻是簡短地介紹逝者一生行止並禱告。另一種是家屬與逝者均為基督徒，此時，教牧人員參加追思儀式比較容易處理，通常會有證道的程序。
追思的第三種形式是應信徒要求在信徒家中進行。但這類情況教牧人員一般隻到與教會關係比較密切的信徒家中進行追思禱告。因此，大部分普通信徒在家中的追思聚會，通常會請一些熟悉或關係密切的弟兄姊妹過來唱歌並禱告，而無教牧人員參與。有些信徒在舉行追思的日期選擇方麵極富中國傳統特征，即在逝者過“幾七”或周年時安排追思禱告。不過，也有牧師認為，基督教並不認同這種傳統的紀念逝者日期。
總之，從閘北堂的經驗來看，基督教對“孝親”這個內涵豐富的中國傳統倫理核心，從基督教信仰與教義的角度賦予了新的內涵，從而將之同基督教信仰整合起來。而在具體的行動表達方麵則有著不同的處理方式。對逝者的追思，大體隻限於生前與自己有密切接觸的人，而不涉及更久遠的先祖；同時，更強調對健在的父母、長輩的孝敬，將之納入到基督教“愛人如己”的信仰原則中。對上帝的愛與順從，成為對父母長輩之孝的基礎；而後者又成為前者的現實體現。因此，基督教的信仰與中國傳統的孝親原則相互滲透、相互建構、相互強化。這意味著，中國基督徒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接納與認同，能夠與基督教信仰和融共存。在“孝親”方麵的這些製度與活動安排，也符合中國信徒的心理與習慣，對強化信徒對閘北堂的認同有相當的作用。
三、認同整合的基本類型由於新中國成立以後，閘北區境內大大小小數十個分屬不同教會體係的基層堂會都合並到閘北堂，使閘北堂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區境內唯一合法的基督教活動場所，原先分散在各個具有鮮明特點的堂會內的信徒，理論上都被統一到閘北堂開展宗教活動。這導致閘北堂信徒人數大幅度增長。閘北堂在組織上的虛化及實踐中的行政化，以及它實質上所具有的區內基督教公共機構的結構性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一變化的必然結果。與此相應，閘北堂信徒的認同模式亦發生了變化。原先在組織整體層麵上基於傳統人倫關係的組織認同，隨著信徒人數的大規模增長而無法保持，隻能落實到有限的亞群體中。而信徒來源的複雜性與背景的差異性，也使閘北堂不得不盡量含括具有不同背景的信徒，整合不同的認同傾向性。目前，閘北堂信徒依其背景的差異，主要有三種不同類型的認同模式。
1安息日聚會：納入閘北堂體製的教派認同
由於目前中國基督教處於“後宗派時期”，因此並不存在組織意義上的宗派，但一些原有宗派的禮儀、神學是如此不同，難以用聯合禮拜來統一。在上海，主要是指一些守星期六安息日的原有教派，即基督福臨安息日會和真耶穌會。所以，在照顧小教派傳統的政策下，這些原有教派進入教堂，其組織樣式被創造性地設計為“兩會”的一個事工組。閘北堂在複堂後，曾經有過原擘餅聚會的小教派入駐，後來因信徒人數少、年紀大而自然消失。原真耶穌會的信徒在20世紀80年代主要在家庭聚會，1990年部分信徒進入閘北堂，並與閘北堂簽訂有協議，以此作為兩者互動的原則。協議共有七條，具體內容包括：
一、不掛真耶穌教會牌子，不講真耶穌教會，是聯合禮拜。
二、成立安息日聚會事工組，共7人（原真耶穌教會5人，閘北堂2人）。
三、講台工作，由聯合事工組安排：
四個安息日——原真耶穌教會擔任三次，北堂擔任一次。
五個安息日——原真耶穌教會擔任三次，北堂擔任二次。
原真耶穌教會擔任的三次中，原真耶穌教會的傳道人講二次，其餘由其他三人輪流。如原真耶穌教會中有人因身體不好或其他原因不能擔任講道工作時，由聯合事工組安排。
四、奉獻收入歸北堂，如安息日事工組有活動，經費可由北堂聯合禮拜開支。
五、彼此接納，互相尊重，不講不利於團結的話。
六、要求原真耶穌教會成員參加聯合禮拜後不再在外麵搞活動。
七、唱的詩歌，原真耶穌教會的300首和聯合禮拜的400首輪流合並使用。
閘北堂接納原小教派入堂，在上海市算最早的一個，形成了一些比較好的製度，曾被市“兩會”作為經驗加以總結。隨著時間的推移，原簽訂的協議中，某些條款已無實際效用。因此，兩者的關係，在一段時期內依賴在交往中逐步磨合而形成的非正式規範保持著在七條協議中，第五、六條是原則性的規定；第一條是進堂的前提；第二條是負責人的認定，協議中雖然沒有明文指出事工組誰總負責，但以當時“兩委會”副主任、北堂主任牧師為主是肯定的。目前，安息日事工組則由區教務主任林牧師任召集人，即組長。第三、四、七條涉及講道、財務、唱詩三類具體的事務。關於講道，協議中規定得相當細致，其出發點是加大星期日教會的講台影響，但由於在神學上存在差異，很容易觸到敏感神學問題。因此，相當長的時期內，主要是林牧師在逢有第五個主日的月份去講一次道，這樣全年約到安息日派講四次。而且，安息日聚會的信徒也隻認可林牧師去講道，所以，其他牧師在講道方麵與之並無聯係，講道基本上由安息日聚會事工組自行安排。財務方麵，也早已由安息日聚會自己掌握，但為了體現對北堂的共同責任，水電費等也會承擔一部分。唱詩方麵，所謂輪流合並使用，也就是原真耶穌會的三百首與聯合禮拜的四百首，要一對一使用，各占一半。但由於兩類詩歌集中有部分是重合的，所以，原真耶穌會就專挑兩種詩歌中共有的曲目。因此，在七條協議中，似乎除了第一條目前仍然有效，其餘各條，或者由於時效性（如第二條人員組成），或者由於實質上已突破（三、四、七條），或者由於其本身的抽象性和原則性（五、六條），均已沒有實際的操作性意義。。這種比較好的局麵主要依賴於閘北堂主任牧師個人的素養、對教派的尊重和對教派知識的諳練。此外，一些原有協議中沒有包括的新事項，在原真耶穌派進堂後也逐步產生，經過一些不愉快後，得到比較良好的解決如洗禮問題，原有協議中沒有涉及。真耶穌會教義規定必須活水受洗，因此起初他們偷偷自己找河道施洗。由於禁止在非宗教活動場所開展宗教活動，所以他們一度隻能在晚上，到河裏施洗，極不安全，曾幾乎釀成信徒溺水死亡事故。後來，林牧師與原真耶穌會的負責同工跑遍全市尋找合適的地方，最終確定在建於河道邊的奉賢西渡永生堂施洗，並加裝不鏽鋼圍欄以保安全。聖職按立問題。真耶穌會的教義規定必須由本教派長老按立聖職，但第一位長老由市“兩會”聯合禮拜的牧師按立，而這些牧師，按照神職人員內部專業眼光，均有其各自的教派背景，因此這位長老的聖職不被很多信徒所認可。2003年經市“兩會”研究，從福建請了兩位原真耶穌教會的長老來按立聖職。但宗教管理部門及市“兩會”要求必須要有“兩會”的牧師參與。這個棘手的任務落在林牧師頭上。林牧師采取了一個擦邊球的做法。他隻擔任按立儀式的主禮，但按手時隻站立不升手，以此解決了這個問題，各方麵均滿意。對原真耶穌派而言，聖職由本教派長老按立，符合教義；對各有關部門而言，由林牧師擔任主禮並“參與”按手禮，體現了聯合禮拜的精神。。
2002年新一屆區“兩會”產生後，製定了安息日事工組條例，根據時代的發展，將閘北堂與原真耶穌會的關係進一步製度化，並就曾引發矛盾的施洗、聖職按立等作了更有利於安息日聚會的規定，而對若幹新的現象作了更原則性的規定。總體上，新條例賦予原真耶穌會更大的自主權具體條款如下：
一、為了堅持走聯合禮拜的道路，照顧不同教派的特點，相互尊重，彼此接納，求同存異，使聚會井然有序。
二、安息日聚會每星期六上午8：30—10：30。
三、聚會講員，主禮人員由區兩會負責同工安排。
四、施洗的形式可按教派特點舉行，由聖工組和安息日事工組討論決定。
五、為了教會建設需要，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可按立各種聖職。
六、事工組人員負責聚會與信徒相互交通。
七、不接待外地人員，抵禦和辨別各種歪理邪說。。新條例並沒有明文廢除此前的“七條協議”，後者的具體內容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處於自然的消解狀態。從原先兩個行動者之間的“契約”式關係，到目前以內部工作條例形式確定兩者的關係，反映了原真耶穌會小教派已比較充分地融入閘北堂的體製中。
當前，原真耶穌會在閘北堂的活動相當穩定，發展亦比以前快速。一批年輕信徒的加入，使這個原本認為“擘餅聚會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的原小教派，竟顯出生機勃勃的景象。在2003年為了按立聖職需要而臨時拚建的唱詩班，也正式組建起來。青年聚會有聲有色地開展。閘北堂行政樓改造，重新安排辦公室時，也為安息日聚會的教職人員準備了一間，而此前安息日聚會在堂裏沒有辦公地點，純粹隻是“借”堂聚會。安息日聚會詩班的練唱，青年聚會的活動，都可使用底樓和二樓的多功能廳，與閘北堂原有的詩班及聚會一視同仁。周六是閘北堂舉辦婚禮禮拜最集中的時間，而此時也正是原小教派詩班練唱的時候。所以，逢有婚禮，林牧師會讓原小教派的詩班獻唱，而不管舉辦婚禮者是安息日聚會還是周日聚會的信徒，這也是以前從未有過的。因此，目前的原真耶穌會信徒，特別是年輕一代，對閘北堂的認同感顯著增強。2007年8月，安息日聚會的一位從事電子設計的弟兄，為閘北堂奉獻了一台大屏幕顯示儀，安裝在大門口的回廊，兩派信徒均可使用。林牧師在閘北堂新辦公樓裝修完畢，為詩班打造聖衣衣櫃時，也為安息日聚會的詩班打造了一批衣櫃。原真耶穌會在感動之餘，主動購買了所有衣架。
此前，原真耶穌會的部分信徒認為進堂是向其他教派“投降”，一部分信徒隻是由於家庭聚會不被允許，方才勉強進堂參與聚會，但一有機會就仍然在家中聚會而不上教堂；至今仍然有少量信徒不入閘北堂。在進堂禮拜的早期，原真耶穌會的信徒，其“客居”感十分強烈。而目前，進堂聚會的原真耶穌會信徒達到兩百多人，並且超過三分之一是年輕信徒。一方麵，他們的“教派認同”仍然十分明確，真耶穌會信徒的身份意識，並沒有因為不能公開使用教派名稱而消失。這是由他們獨具特點的禮儀與神學所維持的。而另一方麵，他們也自認為是閘北堂信徒。但由於閘北堂無論是曆史上，還是現實中，都是“公教會”的堂。因此，對閘北堂的認同，實質上群體身份資格認同的內涵比較淡，更多的隻是一種場所認同、行政認同。
2溫州信徒：製度抑製下的地域認同
溫州是目前中國基督教發展最有特色的地區。而溫州人也以會做生意而聞名於世。不少闖蕩上海的溫州基督徒，在把當地基督教特點引入的同時，與本地教會的體製與傳統之互動，就呈現出比較複雜的狀況。
閘北堂所在區域聚集著一批電氣、閥門等行業的溫州信徒。這些溫州基督徒陸續進入閘北堂禮拜，有些還參加了詩班的侍奉。在2002年時溫州信徒已超過一百人。這些溫州信徒的經濟條件，平均來看比閘北堂的上海本地信徒要好一些，而且都是年富力強來上海闖蕩。由於地緣、從事職業及年齡等幾方麵因素，使溫州信徒自然形成一個有別於閘北堂原有信徒的群體。因此，2002年時，這些溫州信徒在主日禮拜結束後還單獨留下來聚會，並且練習唱詩，逐漸形成慣例，這引起閘北堂教牧人員的注意。在2003年年初主任辦公會議上，各位主任對溫州信徒的這種聚會形式尚比較認可，認為雖然青年聚會溫州人很多，但是“要團結在教會裏，要用愛心增長起來，青年聚會，我們要把弟兄姐妹的熱心增長起來”。要推動“本堂青年與溫州青年一起做好青年工作”2003年1月15日區兩會五屆二次常委會會議記錄。，“讓他們散在社會上，還不如讓他們來堂”2004年3月3日正副主任會議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