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區由於經濟發達，殷實大戶數量增多，也就帶動了水陸法會的發展，同時也促進了報恩思想的展開。如南彙的永寧教寺在元至元年間（1264—1294年）為邑人瞿振發、瞿霆雪兄弟始建，僧允恭為開山，名報恩懺院。瞿家有“積善之風”並“才德起家，仁讓及物”，他們認為寺院就是道德的源泉，“非伽藍無以營善而聞道”，於是，割地建伽藍，以報恩懺院為額。成宗皇帝得知後，對該院“賜護持”，“至大辛亥，住持沙門崇義，建大閣以設西方三聖，至法華二十八品境像，環擁壁間，惟普賢願王儼居於右，上安奉毗盧藏五千餘軸。提舉公屬予為記，餘謂以報恩為名，其義何也？曰恩莫大於君親，報莫越於聖道”《崇禎鬆江府誌》卷五十二《寺觀》。。這種報恩思想與江南崇神風尚和儒家觀念民間化都有思想上的關聯，而儒釋的結合，加上日益充裕的經濟條件，為淨土宗的迅猛發展打開了另一空間。
（三）淨土信仰的俗文學化
淨土思想之所以如此普遍，乃至走進千家萬戶尋常百姓之家，有諸種原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淨土信仰的俗文學化：
宋以後，流傳的有關淨土佛教故事在上海愈來愈多，如元代悅可，字中庭，居住在嘉定的西隱寺，建築十六觀堂，以修習淨土法門，元仁宗延祐年間賜予號“廣慧大師”。至元順帝至正年間，毫無病苦地坐化往生。“坐逝荼毗餘，齒舌不壞。”《蘇州府誌》，《正德吳郡誌》卷五十八“悅可”條，天一閣印本。妙觀十六，依次而成，愈進愈深，方見功力。當然往生的條件也不僅限於觀想念佛。樂善好施，誦經、持念佛號依然可以往生，“清，張孝林。號泉，華亭人。奉持佛法極為虔誠，喜好布施幫助別人，對於向他請求救急的人，沒有不答應援助的。每日持誦《金剛經》、《阿彌陀佛》等經典，並持念佛號一萬聲。清仁宗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有一天早晨起身之後，告訴家人說：‘我夢見蓮華開了。’明處正月某一天晚上，焚香後麵向西方，大聲誦持《阿彌陀經》及《心經》各一遍，並頂禮三拜，然後結跏趺坐雙手合掌，默持佛號。到了夜半時分，含笑而往生，此時異香遍滿整個室內。”釋慧律：《淨土聖賢錄易解》第3冊，河南佛學社弘法慈濟功德會2004年版，第119頁。往生者一般都有預知並很安詳，異香遍滿室內，原本很恐怖的死亡，變成一件美好的事情，這種特色對淨土崇拜者來說很具吸引力。
往生傳的目的是使人發起信心，但又有樹立榜樣的作用，也可明了本教本宗的曆史源流。“淨土往生事跡，先賢作傳凡數家，所載者亡慮半千人。……蓋欲將來知源流、識模範，非止為發起信心而已矣。”《樂邦文類》卷三。在上海老百姓之間流傳的往生故事不勝枚舉，這些故事的流傳，對普及淨土崇拜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四）淨土高僧頻繁活躍在上海地區
宋以後，活躍在上海的淨土高僧逐漸增多，見於《新續高僧傳》的有：釋靈照、釋道因、釋戒然、釋原真、釋善信、釋廣誌等。近代為我們熟悉的有：弘一、太虛、真達、興慈、圓瑛、顯慈、印光等，他們有些是專修淨土，有些是兼修淨土，比如律宗大師弘一法師，民國7年（1918年），贈楊白民阿彌陀佛直幅《弘一大師年譜》，上海佛教書局1995年版，第86頁。，同年手寫十善業道經跋“庚申七月二十九日，地藏菩薩聖誕，演音敬寫十善業道經，回向法界眾生，願同修十善業道；以此淨因，決定往生極樂。”《弘一大師年譜》，上海佛教書局印1995年版，第110頁。。民國12年（1923年）以掩關並刺血寫經為主，而印光法師則勸其先專心念佛三昧《弘一大師年譜》，上海佛教書局印1995年版，第126頁。。高僧們彙集上海，成了宋以後上海淨土崇拜的又一特點。僧侶是佛教的載體，他們的活動反映著佛之教況，因此這些淨土高僧宋以後在滬地的頻繁出現，足以凸顯上海佛教的淨土特色。
二、上海地區淨土活動背景上海地區淨土宗的發展特別興盛，得益於其擁有得天獨厚的環境優勢。首先它地處水陸交通要道，易得風氣之先，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其關於文化方麵者，則多在交通便利之點，即海濱港灣之地。”“海濱為不同文化接觸最先之地，中外古今史中其例頗多。”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載《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頁。地處長江之尾，海岸線中端的上海，與浙江溫台地區交通十分便利，因而容易受到天台的影響，這使上海的淨土崇拜有著明顯的天台烙印；其次，它位於經濟愈來愈發達的江南，在江南的文化習俗中，“尚鬼好祀”《通典》卷一八二“古揚州·風俗”條。、“俗信鬼神，好淫祠”《隋書》卷三一《地理誌下》“揚州”條。是一大特色。“這種習俗所表達的對神靈的無限敬畏和祈求福祉的強烈願望，以及由此產生的宗教心理和氛圍，無疑為佛教開創了非常有利的生存環境”嚴耀中：《中國東南佛教史》，第21頁。。
上海地區淨土宗的興隆也緣於宋以後上海的經濟發展。宋代隨著經濟中心的南移，南方的商品經濟開始繁榮，江南稻麥複種已相當普及，農業發展使剩餘農產品大量增加，南宋時“南方經濟發展水平，完全超過了北方”張家駒：《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8頁。。上海宋代時水域已相當發達，來往各地的船隻十分頻繁，商品流通規模繼續擴大，海外貿易規模超出唐朝。經濟的繁榮進一步刺激了商業、手工業發展。上海地區的商易發達，經濟交流為文化交融開創了模式。社會的經濟發展、物質富裕則為宗教興盛提供了物質基礎。
宋元以後，社會階層由士、農、工、商構成，士大夫屬上層，是社會精英，禪宗的明心見性，內在超越等更適合他們的精神需求；而工和商，尤其是商人，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逐步成為上海下層社會的主要階層，他們對變化莫測的命運更加關注，更需要偶像崇拜作為精神寄托“富商巨賈、豪宗右姓之所會。其事佛尤盛，方其行者蹈風濤萬裏之虞，怵生死一時之命，居者歲時祈禳，吉凶薦衛，非佛無以自恃也。”載楊潛修《隆平寺經藏記》見《雲間誌》卷下。。宋元時期，上海社會的特點就是工商階層多，方便易行的念佛法門更適合他們，對他們來說，佛教就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是佛教。因此他們是淨土發展的基本信徒群體，上海淨土宗的發展和興盛離不開他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