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社會中的基督教認同方式，常常被曆史和政治所忽略。中國基督教的群體或個人的身份認同，往往受到倫理意義之外的政治認同製約，使它們隸屬於具體政治情境下的社會—文化變量，將剛剛進入中國社會的基督教群體，刻畫成經濟和政治上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基督教信仰在信仰者社會身份塑造中的特殊作用。這就使基督徒在很大程度上，變形為一種外在的政治身份劃分，而非深入到宗教信徒內在的信仰體係，使基督教本身所具有的倫理認同要求，被大大地忽略了。
因此，近代中國曆史上許多教案發生的原因，大多不過是與統治權力、民間社會、日常生活有著關係，同基督教本身並無太多的直接關聯。至於對當時的基督徒而言，他們究竟有何種意義、具有多大程度的信仰認同，當然就無人注意了。
在基督徒的信仰認同中，他們的最基本特征，就是“雙向認同”。一種屬於基督徒自己能把握的內在認同。這種認同方式是內在的，內在於他們的信仰中，能使他們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獲得一定程度的“個人自主性”；另一種認同方式，則是外在認同取向，不一定是基督徒出自於他們的內心信仰，而不得不與外在環境、秩序的整合。這種認同方式是外在的，不得不呈現為一種社會子係統的“社會性”，以及某種程度上的“實用主義傾向”。這構成了當代中國基督徒的“雙重認同模式”李向平：《身份·倫理·認同——當代中國基督教徒的倫理精神》（上、下），中國基督教“兩會”《天風》，2007年4—5月號。。
很明顯，中國佛教與基督教的交涉狀況，也在很大程度上製約於這種認同方式。基督徒乃至佛教徒在信仰層麵的雙重認同方式，導致了人們與宗教信仰者交往的時候，往往采用一種非宗教的特殊方式。佛教徒是這樣，基督徒也是這樣。因此，佛教徒與基督徒的交往，注重的並非宗教信仰，而是在日常生活和社會行動層麵的交往，從而難以構成佛教徒與基督徒在信仰層麵的單純交往或直接對話。
就目前佛教與基督教的對話方式而言，已有的對話方式，大多集中在理論層麵、教義和哲學的比較。然而，如果把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放在社會行動層麵，這樣就能拓展出社會經驗方麵的佛耶交往研究，同時亦能在方法上補充以往佛耶對話或比較研究的不足。
各種政治、社會條件的製約，促使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與其他宗教的交往，不得不采取“非宗教化”的交往方式，並在不同程度上淡化了中國基督徒的群體存在形式，使基督徒的群體認同往往受製於一種信仰之外的政治、權力認同。因此，佛教與基督教之間的交往，常常就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交往形式。對此方麵的研究，不但能補充以往佛教與基督教對話研究局限於理論方麵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它能夠挖掘出基督教社會學研究的特殊價值，即基督教信仰是如何進入其他中國人的內心世界，如何獲得其他宗教信仰者的認同和接納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設計，近年來筆者對中國浙閩地區佛教、基督教交往狀況的田野調查，特別關注於佛、耶兩教在具體社會活動中的具體互動，認為不同的文化傳統、不同的宗教語境、不同的信仰群體、不同的宗教組織及其運行機製，製約並導致了佛耶之間富有個性的交往形式。
該研究認為，不同宗教之間的交往，實質上還是一個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宗教理性化、信仰社會化難題，即如何處理宗教信念的至上性、宗教與現實社會的關係。研究和梳理此類交往、互動關係，應當是宗教對話的基本社會形式，它的意義非理論對話形式所能包含。這說明基督教與佛教之間的交往、互動的社會—經驗模式，實際上就是各種宗教進入中國社會語境的特殊關係，以及處理這一特殊關係的特殊方法。
在更大規模的社會、政治領域中，基督教與佛教之間的交往問題，往往不是宗教間的交往問題，它們更可能是政治—宗教關係、國家—宗教關係、民族—宗教關係、倫理—宗教關係的複雜混合體，即使是宗教領域內部的交往或分歧，它們也往往表現在社會、政治領域，而不會局限在宗教領域內。所以，基督教與佛教之間的互動，已大大超出宗教領域，演變為當代中國社會最關注的宗教互動的公共性問題。
因為基督教與佛教的交往已經出離了單純的宗教領域，進入了一個範圍更大的社會領域，故而它們之間的真實互動，就是一個宗教的社會學研究命題，而不會局限在“宗教內的對話”裏麵了李向平：《佛教基督教對話的社會經驗形式》，載卓新平主編：《宗教對話》第5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所以，基督教與佛教之間的交往研究，既要注重於宗教間的對話及其研究，同時也要結合宗教製度及其與社會、政治的多方互動等研究，尤其是借助於基督教的社會學研究，將宗教交往問題作為一個社會學課題來研究，這將有助於中國社會基督教與佛教的互動。
最後要說明的是，基督教社會學研究的兩大層麵，並非截然分開，彼此沒有聯係。它們之間恰好是一種相互補充、彼此說明的關係。這就說明了，中國基督教的研究，同時也是中國社會、中國權力秩序、中國信仰傳統各個相關層麵的研究，是一個多學科的綜合研究。
作者單位：華東師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