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的撥亂反正我國的宗教政策和宗教研究以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為指導，但是在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問題上，我們國家曾經走過一段彎路。長期以來，人們把馬克思主義對宗教的看法歸結為一句話，即“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有人認為，馬克思的這一論斷，深刻地反映了宗教的本質，而且是永遠不變的，“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宗教本質並未改變，宗教作為顛倒世界觀的本質沒有變，謬誤不會變為真理；天國的幻想永遠是對人民意誌的麻醉，對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改造客觀世界的自覺性和積極性產生消極的影響”呂大吉：《正確認識宗教問題的科學指南》，《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集，第4頁。。這種觀點對宗教的評價是完全否定的，並由此認為宗教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對立物，對社會是有害的，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對宗教隻能從批判角度出發，限製、消滅宗教就有了理論根據。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指導下，中國的理論界和其他各部門、各領域一樣，都開始撥亂反正。在宗教研究領域，如何準確理解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擺脫傳統教條的束縛，關係到宗教研究能否正常開展，宗教政策能否真正落實，這既是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重大的實踐問題。自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國內學術界開展了一場關於宗教本質的爭論，爭論的根本分歧和爭論焦點是：如何理解馬克思關於“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一論斷：這是宗教永遠不變的、最深刻的本質，還是宗教局部的社會功能，或某一方麵的屬性。
在這場爭論中，上海、南京等地的學者（其中有不少是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學者）反對抽象、教條、僵化地理解馬克思的論述，而主張聯係具體的社會曆史狀況來進行研究，羅竹風說：“宗教研究工作者，一開頭如果就以‘宗教是鴉片’作為指導思想，那麼文章就沒有什麼好做的了。問題決不會這樣簡單。馬克思主義對宗教的論斷，是離不開社會現實，離不開政治鬥爭，離不開特定的曆史背景和各國國情的。”羅竹風：《關於中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的幾個問題》，《宗教問題探索》1983年文集，第5頁。他認為：“宗教作為一種極其複雜的社會曆史現象，必須從它的實體及其相關聯的許多具體條件，例如人們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心理特征、社會關係等方麵著眼，加以考察，才能作出比較明晰的論證和結論。如果泛泛而談，撇開特定的地點、時間和條件，隻想尋求現成的藥方，那是無濟於事的。”“馬克思、列寧的具體論述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正確的，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有些論述也適合於現在，但是不能生搬硬套，不能抱教條主義的態度，如果抓住經典著作的片言隻語，關在書齋裏大做文章，肯定不符合現在的實際情況。”轉自蕭誌恬：《理論與實際結合之樹常青》，載《羅竹風紀念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頁。
鄭建業指出：“馬克思這句名言中所說的‘鴉片’，隻是指宗教在一個方麵的屬性而言，而且是比喻式的說法。若不然，他在許多其他別的篇章關於宗教其他方麵的許多不同論述就完全無法理解了。就連出現在該句名言的那一段中，也不是隻講了‘鴉片’而已，不是還講了‘抗議’嗎？”謙學：《從宗教與鴉片談起》，《宗教》1980年第1期，第13頁。
趙複三在《究竟怎樣認識宗教的本質》一文中，首先對“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出處進行考察，認為在馬克思之前的幾十年間，在德國至少有十位學者、作家發表過類似觀點，馬克思不過是援引前人的話並注入新的內容。聯係該話的前言後語，隻不過說明宗教對無法解脫現實苦難的勞動人民所起作用的評價，而非宗教的本質。他還考察了列寧引用這句話的原文，認為其中的“麻醉”兩字是中文譯者所加。他認為，馬克思隻是把宗教比喻為不能治病的鎮痛劑，並不能真正使人民從階級社會的苦難中解脫出來，僅此而已。趙複三認為，宗教的社會作用是複雜的，要做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他同時還指出對方邏輯的混亂和自相矛盾：“如果把宗教的本質簡單地說成是‘鴉片’，就會認定它對人們隻有‘麻醉作用’，從而閉眼不看它在曆史上起了各種不同作用的複雜情況，也不看今日我國各民族絕大多數宗教徒，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和廣大人民一道建設社會主義的事實。如果堅持宗教是‘鴉片’而又承認我國各民族宗教徒的現實情況，那就會在理論上陷入這樣的困境：說宗教沒有麻醉作用吧，在理論上自相矛盾；說它在階級社會中起同樣的麻醉作用吧，也說不通。那麼到底該怎樣理解呢？是否同一個‘鴉片’，在社會主義社會的麻醉作用不同於在階級社會中的麻醉作用呢？這在理論上也是很難自圓其說的。”趙複三：《究竟怎樣認識宗教的本質》，《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集，《宗教》1986年第1期，第15頁。
蕭誌恬在《再談對“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認識》蕭誌恬：《當代中國宗教問題的思考》（內部出版），1994年9月，第104—109頁。一文中，從三方麵論述對馬克思這句名言的理解：首先，“鴉片”是對宗教在階級社會一定條件下所起消極作用的形象化的比喻；其次，曆史上宗教的作用因時代、社會條件的不同而不同，不能一律用“鴉片”來概括；第三，社會主義社會裏宗教的作用更不能用“鴉片”來說明。他還認為，如果說鴉片是泛指人們陷於現實苦難的困境不能自拔而向宗教尋求暫時的慰藉，這種作用是存在的，但是與舊社會剝削階級利用宗教麻醉人民以維護自己的統治，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它們之間談不到“共同性”。
對如何理解馬克思的這句名言而引發的南北爭論，是在學術層麵上展開的，相比較而言，南方學者思想更解放，敢於突破傳統的桎梏，向權威挑戰，這與他們的身份和經曆有很大關係。南方學者中羅竹風、蕭誌恬等曾是宗教工作幹部，丁光訓、鄭建業等均為全國基督教領袖，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趙複三也同時擔任基督教全國“三自”的領導，他們都於新中國成立初期領導或參加了宗教界愛國主義運動，對中國宗教政治麵目的變化，對宗教信徒的信仰心理、思想感情有深切了解，對宗教政策執行中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有深切體會。“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他們開始對宗教問題上極“左”路線所造成的危害進行反思，對宗教理論問題上一些傳統的提法提出質疑，他們更多的是聯係中國宗教的實際來理解名言，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實事求是的原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宗教的本質和產生的根源作了許多精辟論述，這些論述對進行宗教研究具有深刻的指導作用，但如果不是結合實際，準確地和全麵地來加以理解和運用，就可能產生歪曲，至少是誤解原意，並造成現實危險，“這一口號特別在我國大大助長了極左路線在宗教工作方麵的推行”丁光訓：《與教外友人談“鴉片”問題》，《丁光訓文集》，譯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407頁。。林彪、“四人幫”橫行時，其幫派爪牙們曾經引證馬克思的話說，神甫都是“地上警察的塗了聖油的警犬”，還有人把所有相信宗教的人都罵成“吸毒犯”，宗教界人士更是罪惡滔天的“毒品販子”。“那條錯誤路線在宗教問題上的表現，很大程度上就在於但知鴉片二字，不問其他，把宗教的危害估計得太過頭了，而且把危害的性質搞錯了，即把世界觀性質的是非同政治性質的是非嚴重地混淆在一起去了。對馬克思這句名言的誤解正好給極左路線提供理論根據。”謙學：《從宗教與鴉片談起》，《宗教》1980年第1期，第13頁。在撥亂反正、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初期，因堅持“鴉片”論而阻撓落實政策的力量還非常大，對極左路線流毒的肅清十分不利，因此，理論上的澄清就不僅僅是學術問題，還關係到能否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能否團結廣大宗教信徒共同建設國家的重大實際問題。
經過近十年的“鴉片”之爭，國內學術界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的認識，達到了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目的。這是中國宗教學理論的重大突破，標誌著宗教研究舊傳統的結束和新思維的開始。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的撥亂反正，為宗教研究的繁榮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保證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貫徹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