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申輪到它的第六個周期，也就是明王朝滅亡360周年之際，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先進性教育活動，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和重大的現實意義。而在它的第五個周期，我們黨正在延安開展整風運動時，郭沫若先生撰寫的《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簡稱《甲》文）發表後，隨即作為整風文獻由全黨學習。曆史巧合也罷，人意為之也罷，在甲申又一個周期到來之際，中國共產黨決定在全黨開展先進性教育活動，不由不使人想起《甲》文以及360年前大明王朝和大順王朝同一年滅亡留給後人的無盡思考和深深遺憾……
為誰執政，怎樣執政：一個古老而又嶄新的課題
天下為孰？執政何為？這一問題既古老又嶄新。說它古老，早在《禮記·禮運篇》中就明確提出：“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呂氏春秋·貴公篇》中也主張：“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孟子則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荀子認為，民眾為水，君主為舟，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這說明早在2000年之前許多政治家和思想家就已經認識到了民眾的力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執政愛民思想開始在他們心中萌生。說它嶄新，進入新世紀以後，中國共產黨在認真回顧80多年來的奮鬥曆程，深刻吸取國際國內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科學判斷黨的曆史方位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為誰執政、怎樣執政的重大課題，執政強國、執政為民的理念再一次得到了升華。
《甲》文在分析明朝滅亡的原因時，突出地闡述了民眾力量的重要性。主要是在評價崇禎帝這一亡國之君的功過是非時，以譏諷的口吻說：“雖然屢次下《罪己詔》，申說愛民，但都是口惠而實不至”。具體表現在旱災、雹災時，武生李璡曾“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宰助餉”。然“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上欲返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放之已足，毋庸汲汲……”。當百姓遭遇連年不斷的災荒，屍橫遍野，人之相食者時，朝廷不是去想方設法賑災，而是“有司束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因而形成了官逼民反的局麵，對於這一點，《甲》文作了詳盡的敘述：“所謂‘流寇’，是以旱災為近因而發生的，在崇禎元二年間便已蹶起了。到了李自成和張獻忠執牛耳的時代，已經有了十年的曆史。”並說“當時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當時的民間都是在望寇‘剿兵’。在這剿的比賽上，起初寇是剿不過兵的，然而有一點占了絕對的優勢，便是寇比兵多，實事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官家在征比搜括，寇家在散財發粟，戰鬥力也漸漸優劣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來喊‘收拾人心’，其實已經遲了，而到了這時，卻依然沒有從事‘收拾’”。
由此可知，失去民心是明王朝滅亡的直接原因。亡明者，明也，非大順也。曆史不是簡單的重複，但曆史卻是那麼驚人的相似。進京後的大順王朝在短短40天後匆匆收場，又豈不在失去民心矣！
“李自成的為人，在本質上和張獻忠不大相同，就是官書的《明史》都稱讚他‘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他能收攬人心，禮賢下士，敢做敢為，與劉邦、朱元璋等比較起來，猶過之而無不及。”李自成軍初進入北京時，“市民各持香立門，賊過伏迎，門上盡貼‘順民’，大書‘永昌元年，順天王萬萬歲’。”然則就是這樣一個“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的闖王，在打進京城後，卻放鬆了警惕，軍隊的紀律迅速失去了控製，奸淫搶掠一片混亂。丟掉往日禮賢下士、同甘共苦的作風，不把百姓的生死放在眼裏，允許其部將牛金星“大轎門棍，灑金扇上貼內閣字，玉帶藍袍圓領，往來拜客，遍請同鄉”，早早過起了太平宰相的奢侈生活。對劉宗敏“殺人無虛日”的行為也是昏昏然而不聞不問。當李自成軍受挫於山海關，又在清軍的追趕下撤離北京時，百姓已對其“恨入骨髓矣”。“百姓各出床桌等物，窒塞巷口，或以白梃從小巷突出，擊賊下馬，立殺之”。大順王朝土崩瓦解的悲劇雄辨的證明：勝之於民心、亦敗之於民心也。
回顧曆史，早在春秋時代，天下為公、民為邦本、執政愛民的思想便大行其道，為什麼曆代王朝都終因失去民心而匆匆滅亡呢？究其原因雖然很多，但最核心的是在封建專製統治下，以皇帝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把皇權置於一切權力之上，將地主階級的利益置於廣大人民的利益之上，根本上就無法做到天下為公和執政愛民。即使是農民出身的李自成，如果當他真正掌握了權力之後，也會異化蛻變為地主階級的代言人。正如《甲》文所說“自成的大順王朝即使成功了（假設沒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的了），他的代表農民利益的運動早遲也會變質，而他必然也會做到漢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說是斷無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