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釋
［1］《我怎樣到外國去》（《四十自述》五）：
少年人的理想主義受打擊之後，反動往往是很激烈的。在戊申、己酉（1908—1909）兩年之中，我的家事敗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己酉年，大哥和二哥回家，主張分析家產；我寫信回家，說我現在已能自立了，不要家中的產業。其實家中本沒有什麼產業可分，分開時，兄弟們每人不過得著幾畝田，半所屋而已。那一年之中，我母親最心愛的一個妹子和一個弟弟先後死了，她自己也病倒了。我在新公學解散之後，得了兩三百元的欠薪，前途茫茫，毫無把握，哪敢回家去？隻好寄居在上海，想尋一件可以吃飯養家的事。在那個憂愁煩悶的時候，又遇著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著他們墮落了。
［2］《胡適留學日記》卷四第四十六則《提倡禁嫖》（1914年6月30日）：
又念及狎邪（嫖）一事，此邦上流人士視為大惡，方競思善策禁遏之，雖不能絕，而中上社會皆知以此為大惡（Vice）。其犯此者，社會爭不之齒，亦無敢公然為之者。餘謂即此一端，此邦道德，高出吾國遠矣。吾國人士從不知以狎邪為大惡，其上焉者，視之為風流雅事，著之詩歌小說，輕薄文士，至發行報章（小報），專為妓女作記室登告白。其下焉者，視之為應酬不可免之事，以為逢場作戲，無傷道德。妓院女閭，遂成宴客之場、議政之所。夫知此為大惡，知犯此為大恥，則他日終有絕跡之一日也；若上下爭為之，而毫不以為惡、不以為恥，則真不可為矣。何也？以此種道德之觀念已斲喪淨盡，羞惡之心無由發生故也。今日急務，在於一種新道德，須先造成一種新輿論，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為人類大恥，令人人皆知子女墮落為天下最可憐之事，令人人皆知賣良為娼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為人道大惡、為社會大罪，則吾數千年文教之國，猶有自贖之一日也。吾在上海時，亦嚐叫局吃酒，彼時亦不知恥也。今誓不複為，並誓提倡禁嫖之論，以自懺悔，以自懺悔記此以記吾悔。
［3］1962年2月25日《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This was about 1910，and the you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were very confused. The surge of Western learning was meeting the ancient concepts of the East. Dr. Hu recalled that he and his friends had “talked day and night” written bitter poetry and had been so addled and bored that they had hired an instructor to teach them to sing.
［4］歐陽予倩，1897年生，湖南人。日本早稻田大學出身。早年搞京劇，以旦角出名。後來從事提倡話劇，改良京劇。曾任桂林藝術館館長。著有《予倩論劇》（泰山）、《回家以後》《梁紅玉》《桃花扇》《屏風後》《青紗帳》《忠王李秀成》《木蘭從軍》等書。
［5］胡適在《許怡蓀傳》（《胡適文存》卷四）裏說：
怡蓀名棣常，從前號紹南，後來才改作怡蓀。他是安徽績溪十五都磡頭的人。先進績溪仁裏的思誠學堂，畢業之後，和他的同學程幹豐、胡祖烈、程敷模、程幹誠等人同來上海求學。他那幾位同學都進了吳淞複旦公學，隻有怡蓀願進中國公學。那時我住在校外，他便和我同居。後來中國公學解散，同學組織中國新公學，怡蓀也在內，和我同住《競業旬報》館。後來怡蓀轉入複旦公學。
怡蓀是一個最富於血性的人。他待人的誠懇、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認真，朋友中真不容易尋出第二個。他同我做了十年的朋友，十年中他給我的信有十幾萬字，差不多個個都是楷書，從來不曾寫一個潦草的字。他寫給朋友的信，都是如此。隻此一端已經不是現在的人所能做到。他處處用真誠待朋友。故他的朋友和他來往長久了，沒有一個不受他的感化的。即如我自己也不知得了他多少益處。己酉、庚戌兩年我在上海做了許多無意識的事，後來一次大醉幾乎死了。那時幸有怡蓀極力勸我應留美考試，又幫我籌款做路費。
許怡蓀死在1919年3月，胡適曾有《追悼許怡蓀》一詩（《新青年》第八卷第二號，1920年10月1日北京出版，複收入《嚐試集》，改題《許怡蓀》）。
［6］《我怎樣到外國去》（《四十自述》五）。
［7］《胡適留學日記》卷三第四十一則《樂觀主義》（1914年1月29日）：
前詩以樂觀主義作結，蓋近來之心理如是。吾與友朋書，每以“樂觀”相勉，自信去國數年所得，唯此一大觀念足齒數耳。在上海時，悲觀之念正盛，偶見日出，霜猶未消，有句雲：“日淡霜濃可奈何！”後改為“霜濃欺日薄”，足成一律，今絕不能複作此念矣。前作雪詩亦複如是，蓋自然如此，初非有意作吉祥語也。一日偶吟雲：
三年之前嚐悲歌：“日淡霜濃可奈何！”年來漸知此念非，“海枯石爛終有時！”
一哀一樂非偶爾，三年進德隻此耳。
蓋紀實也。覲莊有句雲：“要使枯樹生花，死灰生火，始為豪耳。況未必為枯樹死灰乎！”餘極喜之。
［8］他在Living Philosophies裏說：
Those years（1909—1910）were dark yea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as well as in my personal history. Revolutions broke out since several provinces and failed each time. Quite a number of my former school mates at the China National
Institute which was a center of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were involved in these plots and not a few lost their lives. Several of these political fugitives came to Shanghai and stayed with me. We were all despondent and pessimistic. We drank，wrote pessimistic poetry，talked day and night，and often gambled for no stakes. We even engaged an old actor to teach us singing. One cold morning I wrote a poem which contained this line：“ How proudly does the wintry frost scorn the powerless rays of the sun！”（p. 250）
參看李敖：《胡適悲觀詩》（《中央日報》副刊，1957年1月27日台北出版）。
［9］王書奴《中國娼妓史》（1934年11月上海生活書店版）第299頁：“次等娼妓曰‘麼二’，或稱曰‘堂名’，亦叫‘堂子’。同光間［上海］城中不滿十家。以出局必銀幣二元，故名。從未貶價。不似‘長三’出局已由三元減至一元。無人介紹，亦可往打茶圍。”另參看王小廣《神秘的上海》1934年12月北平東方快報社版第42—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