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種者胡適》一篇有很多不合事實的地方，但作者卻說：“可笑的是亂罵胡適之的人和亂捧他的人一樣，統統抓不到癢處。”反胡是亂罵，擁胡是亂捧，隻有他一人才對。胡適發表《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一講詞以後，引出了很多批評他的文章。本刊也有一篇《論胡適對於東西文明的評價》（第七卷第八期），請問：這是“亂罵”嗎？沒有抓到癢處嗎？不要說捧胡的作者，就是胡適自己也沒有法子反駁。寄語捧胡的作者，不要目空一切，過分誇大吧。
現在我們來看捧胡的作者所抓到的癢處。《播種者胡適》的大意是說胡適是一個播種者，但非一個收獲者。意即：胡適“介紹了實驗主義”“用新方法整理了斷爛朝報的中國哲學史”“花極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在東方‘學術’的考證上、辨偽上”，但作者說：“至少我個人，我不承認在嚴格的尺度下，胡適是‘哲學家’和‘史學家’。”所以胡適是播種者而非收獲者。不過反胡評胡的人有誰承認胡適是哲學家和史學家？試以前述本刊《論胡適對於東西文明的評價》為例。其中說他“寫《中國哲學史》和《白話文學史》二書，經過了幾十年，都隻有上卷無下卷……根本上，胡適的學術地位發生了問題”。這不與“不承認……胡適是哲學家和史學家”一樣嗎？那麼別人都沒有抓到癢處的話，顯然是不對了。反胡評胡的人都抓到癢處的，不要目空一切，過分誇大吧。
現在來談播種問題。請看《播種者胡適》一文。
它引出民國七年4月底《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指明胡適在此文內告訴人們：“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這四點的“精義所在，已經不止於文字方麵了，它們明白地指出了一個思想的新方向”，即個人主義。
“民國七年的6月裏，《新青年》出了《易卜生專號》，胡適寫《易卜生主義》，初次宣揚那個‘真正純粹的個人主義’。……在那篇長文裏，他鼓吹‘說老實話’，攻擊‘腐敗家庭’、攻擊‘死板板’的法律、攻擊‘處處反乎人情’的虛偽宗教、攻擊‘許多陳腐的舊習慣’——道德、攻擊許多社會對特立獨行的‘搗亂分子’的壓迫、攻擊他最恨的‘那班政客’。他一下子攻擊了這麼多傳統的醜臉……”
“文學革命很快地從一個目的變成手段，又從手段導出許許多多的目的。在短短的兩三年間，他用新方法整理了斷爛朝報的中國哲學史，澄清了浮誇淫瑣的文字障，創立了新式標點，宣傳了‘不朽’論，介紹了實驗主義，攻擊了孔家店和舊式的父子問題，改革了不合人情的喪禮，鼓吹了女權和新的性觀念，最後印出了《嚐試集》……使老朽們麵對了新詩。”
“這兩三年的努力簡直是奇跡，一篇文章帶起一個思潮，一個思潮引起無數的響應而彙成一個運動，每個運動都以《新青年》為源頭。這時候，胡適代表了開明進步中國人的心聲與良知。”
“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時代就叫得滿天響，當時最時髦的口號是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四十年來，能夠‘一以貫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傳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間沒有迷茫、沒有轉變、沒有‘最後見解’的人，除了胡適以外，簡直找不到第二個。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肯定他的穩健與睿智，和他對中國現代民主思想的貢獻。”
“1961年1月29日，在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委員會議上，胡適說了一段很令人深省的話”，是即“發展科學的重任和遠路”。“這才是胡適的真精神！能夠抓到這種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們才能肯定胡適在中國現代史上的真價值和真貢獻。我們隻消肯定他在文學革命的貢獻、新文化運動的貢獻、民主憲政的貢獻、學術獨立和長期發展科學的貢獻，我們就可以‘論定’他對我們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貢獻了，除此而外，一切都是餘事。”
最後還有：“胡適之是我們思想界的偉大領袖，他對我們國家現代化的貢獻是石破天驚的、不可磨滅的。”
我看了這些話，覺得捧胡的人，頌揚得太過分了；而對於別的更有貢獻的人，真可稱為“我們思想界的偉大領袖”，則一筆抹殺。深信很多人對於這點會感到不平。就是與《播種者胡適》同時發表的《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的作者，也對捧胡的人平常那種過分頌揚和抹殺他人的事感到不平。為了曆史事實，為了思想史和新文化運動史，必須有所辨正。而且我們對那些真正有所貢獻的人，我們思想界的偉大領袖，要表示一點客觀的公道。
拿文學革命來說，我承認胡適的貢獻。這一點，深信一切讚成文學革命的人都像這樣。但是我不能把文學革命完全歸之於胡適一個人。在他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以前一年多，陳獨秀就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革命論》一文。此文在胡適也是稱讚不已的。當然，此文前一月，《新青年》曾刊出他的《文學改良芻議》。不過《文學改良芻議》乃陳獨秀在複信中叫他寫的。而他與陳寫信提出“八不”，亦係見了陳說“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雲雲而然。所以文學革命的倡始者仍是陳獨秀。
進一步說，文學革命思想上的領導者也是陳獨秀。他的《文學革命論》一文闡明文學革命的理論。《文學改良芻議》則屬於文學革命的技術。茲以《文學革命論》一文中的三大主義為例。陳獨秀說他：“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以何理由而推倒之耶？“曰：貴族文學，藻飾依他，失獨立自尊之氣象也；古典文學，鋪張堆砌，失抒情寫實之旨也；山林文學，深晦艱澀，自以為名山著述，於其群之大多數無所裨益也。”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則反是，故應建設之。這不很對嗎？
拿個人主義來說。胡適的《易卜生主義》一文，僅介紹文學上的個人主義，並未正式地和真正地介紹個人主義。正式地和真正地介紹個人主義的，是陳獨秀的《敬告青年》一文。此文比《易卜生主義》早兩年又十月，即發表於民國四年九月，亦刊在《新青年》上。它以六義告青年：“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此六義不是一個完全的和詳細的個人主義綱領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