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創作方麵來講，白岩這個形象也值得思考，例如看來是一個矛盾的現象，從小說中所描繪的白岩種種錯綜複雜的心態來看，她的心靈纖細而又脆弱，然而她一再上告，既要告“文革”中敗類，也要告自己的丈夫。對這種性格倒底怎麼理解呢？
也很偶然，我1988年在一篇談《關於女性文學》的文章中就談到了這一個問題。我講了這樣一段話：
“我們習慣於說女性的心靈是纖細的、脆弱的，可是誰想到過，‘文革’中無法無天的罪行，正是對無數纖細、脆弱的心靈砍上一刀一刀深痛的創傷，她們是怎麼承受下來的？難道這數以億計的傷痕累累、血跡斑斑的脆弱的心靈，不又是以難以想象的堅強的性格終於承擔了這曆史的重擔？難道這些女性不能夠、不應該成為當代文學史上一些偉大的、崇高的、難忘的、不朽的典型而存在？可惜反映這種偉大女性的作品還不多見。當然，她們也隻是一滴水，我國千千萬萬的偉大女性中的‘這一個’，反映了我國億萬女性美好的心靈，像無限燦爛的陽光照亮了我們的曆史。”
不論讀者們如何評論白岩這位女性形象的典型性，白岩也不是像張誌新那樣偉大的女性，她隻是一個普通的在“文革”中被毀滅家庭、失去丈夫、撫育孤兒成長的母親。可是一旦和丈夫重逢，舊情複燃，燃燒起真摯愛情被埋葬，多年的岩火，又終於釀成一場夫離子別的悲劇。作者飽蘸血淚所刻畫的這個悲慘而美好的心靈，卻正好印證了我文章中的觀點，白岩這個形象是反映了‘文革’中億萬女性美好心靈的一滴水，這可是一個很有趣的巧合。但卻很好地說明，文藝理論和創作實踐的結合，或者說理論須要實踐的檢驗，恰好證明，理論與創作都必然源於生活。
如果我自己沒有親身經曆“文革”十多年的坎坷，如果我沒有在新時期認真讀了並且理解了當時稱之謂“傷痕文學”的大量作品，我就不可能寫出那樣的文章，提出那種要求和希望來。
文華一再來信強調她的《重婚》，是按照我的思想，受到我的指引而創作成功的。其實，這不過是一個常見的現象。當作者在無限豐富的生活裏親身體驗和觀察了許多真實、感人的事跡，激發起許多生動的感受，在長期蘊孕著一種創作的衝動中，還不能一下子找到一個很好的主題和構思的時候，卻巧有篇文章或某個觀點觸發了她的靈感，在她構思中找到了一種契機，加深了對人物命運的理解，因而一觸即發，使生活的源泉奔騰而出，終於勝利地創造了生動鮮明的形象，完成了一部好的作品。
倘若文華沒有自己生活中豐富的感受，不熱愛文學，不偶然見到過去曾經相識的白岩這位形象的原形人物激起她的思考，即使讀了我的文章，也未必就能創作這樣一部優秀的作品來。所以，文華還應該感謝生活！
自然，一個老評論工作者，有些觀點激發了青年作者的靈感，促成一部好小說誕生，獲得廣大讀者的熱愛，這也是我應該感到安慰和高興的，所以，我也應該感謝文華，是她以創作實踐證實我的觀點是符合生活實際的。
我仍然認為，在強調精神文明建設的同時，文學藝術在創作中表現當代女性的性格和命運，歌頌美好的心靈，是我們今天要建立真誠、和諧、團結、友好、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的人際關係和社會環境的一項重要的曆史任務；也是維護女性尊嚴，提高女性素養，樹立和發展健康的家庭道德倫理，培養新一代女性的光榮的使命。
從少女的鍾情到熱戀，從建立和諧的美滿的家庭、到成為親切撫育下一代的母親，由於社會、生活、家庭成員複雜的各種原因，都可能隨時發生種種悲劇，而且是對社會安定團結的一種衝擊。除了依靠法製之外，關鍵在於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科學文化的素質，而文學藝術在這方麵所有的陶冶性情、潛移默化的作用，又是別的工作無法代替的。所以我們的女作家，尤其是青年女作家千萬不要輕視、忘卻這個重要的曆史任務和職責。
我們既不希望我們的社會再發生白岩這種悲劇，也不希望發生童琳這樣的悲劇，更不願看到肖山這種悲劇。
俄國偉大的作家托爾斯泰在他世界名著《安娜卡列妮娜》作品中揭開安娜的大悲劇的開始，全書的第一句話就是：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我卻覺得還應該再加一句：“這各種不幸，卻往往是落在女性身上。”
所以，我覺得，女作家應當努力幫助新女性能夠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去獲得真誠的愛情，建立起更美好和幸福的家庭，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貢獻。
但願我這篇雜亂的感慨能幫助文華和更多的青年女作家再有點啟發，為她們反映當代新女性生活方麵開拓一點新的思路，取得更新更好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