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第一章回顧了香港中國語文科課程、教材及教學法的發展，亦綜總了不論是內地還是香港，中國語文教學一直以來存在的一些問題，即教什麼和怎樣教，以及如何提升語文教師的教學能力，以適應新時代、新課程的需求。第二章至第五章通過理論的說明以及六個案例，展示課堂學習研究在中國語文科的實踐情況。課堂學習研究以變易理論為骨幹，以一定的程序，透過研究員與教師之間的協作、討論與分析，設計有效的教學方法，為教學上的一些難點，尋求突破，並讓教師運用有效的評估工具，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評估學習的成效，整個過程為教師提供了專業發展的機會與空間。本章則從課堂學習研究的理論框架，總結以上各章，進一步探討此理論如何有助於處理語文教學的重要問題，即“教什麼”、“怎樣教”及如何讓教師得到適當的支持，提升教學水平。
我們在第二章帶出課堂學習研究的兩個重要概念——學習內容與關鍵特征，這兩個理念，能為語文課應教什麼提供一個新的角度。學習內容是指我們希望在課堂層麵，讓學生學到的某種知識、能力或態度，而關鍵特征就是要學到該種知識、能力或態度，學生需要掌握的關鍵之處，關鍵特征也可以說是學習內容的更具體仔細的說明。進行課堂學習研究一開始的時候不是簡單地問“教什麼”，而是用“學習內容”這個概念作為出發點，一堂課的學習內容與關鍵特征不隻由教材或教師的喜好決定，而應從學生中找、從課堂實踐中、從學生與教材的互動交流中找，要確定有價值的學習內容應問下列的問題：
這個課題與課程目標和教育目的有什麼樣的聯係？
這個課題與學生的生活經驗有什麼樣的聯係？
我們希望學生發展什麼樣的能力或者獲得哪些新的理解？
這個內容如何對應學生的學習需要和學習困難？
這個課題與學生的已有知識有什麼樣的關係？
這個課題的學習對於學生將來的學習有什麼樣的作用？
帶著這些問題，教師就能夠更加有效地開展討論和分享，初步為學習內容定方向。本書中的數個個案對如何在課堂教學的層麵確定學習內容與關鍵特征提供了一些答案。
一、從學生學習的角度出發確定教學內容
許多語文教師都會麵對的一個問題是教學內容繁多，如何處理？課堂學習研究的理論告訴我們，應先對教學內容的本質有透徹的分析，並應從學生的角度來確定學習內容。例如教授古文，一篇文章包涵許多內容——語文、文學、曆史文化等，此外，文章的深層意義應如何處理，抑或是隻處理語文文學知識（文），不去論及當中的思想內容（道），這宏觀來說也是語文教學中的“文”與“道”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會影響教師授課時的取向。我們曾經與一些經驗教師探討如何教授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文，教師指出要學生理解這篇文章的內容與文學特色等並不難，難處是要讓學生領悟作者的心境。因為學生隻有十五、六歲，尚未入世，要他們明白一個四十多歲、厭倦官場而提早退隱的中年人的心境，很不容易。所以，每逢要分析文中的深層意義或作者的心態時，教師都會想：是否應該另選一些更貼近學生生活經驗的課文作為教材呢？討論之後發現其實這篇文章可以帶出很多相關的討論點，包括：1.中年人的退休心境；2.古代文人的自處之道，即在“儒”與“道”、“出世”與“入世”之間的選擇；3.田園之樂；4.人生的抉擇。這麼多不同的討論方向，哪一個是較為合適的呢？如果我們從貼近學生生活經驗這個原則出發作取舍，那麼最後一項——“人生的抉擇”可能是一個較合適的討論點。因為十來歲的學生都需要作出一些重大的人生抉擇，如升高中時要選科，香港的學生中五畢業後要選擇升學或就業等。事實上學生在每天的生活中亦需要作出許多選擇，所以如果以“人生的抉擇”這一個角度來處理《歸去來兮辭》一文時，應較容易引起學生共鳴。我們認為教師跟學生分析在作者陶淵明的年代，局勢政治腐敗，官場風氣庸俗。在那種情況下，人們是可以有不同的抉擇，可以“參與”或“不參與”社會政治活動，而選擇了任何一個路向，還可以有不同的取態。如選擇“參與”社會改革，可以是隨波逐流式的參與；也可選擇像曹操那種拚搏、鬥爭的方式；亦可以是選擇諸葛亮那種積極入世、參與社會改革的方式。同理，要是選擇“不參與”，亦可以帶出古人其實亦有不同的人生抉擇：有些像李白那樣終日借詩文抒發懷才不遇；有些像竹林七賢那樣感慨世事、放浪形骸；有些像屈原那樣感懷國事不振，以死向君主相諫。但以上都不是陶淵明的選擇，因為他選擇了辭官歸故裏，回歸大自然，重過質樸的生活。通過上述的分析，學生對於作者在文章中所表達的思想感情、人生路向的選擇會有更透徹的理解。同時，在分析不同的人生抉擇時，教師可同時指出在人生路上，無論麵對的事情多麼複雜，都有很多不同的解決辦法，必須衡量得失、輕重，不應該太執著於某一種取向。對於今天那群遇到小小挫折就想到要輕生的年輕人來說，這個過程更給了他們正麵的信息。這樣處理，教師也可以結合學生在各個學科（包括中文、中史、文學）所學過的知識，聯係起各個曆史人物的故事進行教學。這樣的教學，在不知不覺間，使學生的知識、技能與態度都得以全麵提升。總括來說，對“文”與“道”的論爭，我們認為問題不是應否教“文”中的“道”，而是要教什麼“道”，才對學生較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