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功蓋珞珈“一代完人”——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吳驍、程斯輝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該書由武漢大學檔案館館員吳驍與武漢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院長程斯輝教授合著，為著名曆史學家、華中師範大學老校長章開沅與教育史專家、華中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餘子俠共同主編的“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書係”第二輯中的一部，全書共35萬餘字，目前已進入清樣校對階段，即將由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主要以第一手檔案史料為據進行研究和創作，首次公開披露了大量與國立武漢大學及王星拱本人有關的眾多原始史料，其主要的資料來源即我館館藏“國立武漢大學”檔案中的文書檔案，以及《國立武漢大學周刊》等民國報紙雜誌。
以上這些著作，充分體現了我校、我館的檔案、校史工作者對於深入開發利用我校檔案館館藏的珍貴檔案史料，從而促進和推動整個校史研究所付出的辛勤努力，也或多或少地具備一定的學術價值，對於進一步深入開展校史研究均不無裨益。但我們同時也應看到，和國內眾多兄弟院校相比，我校對於自身曆史的挖掘和研究還遠遠不夠，研究成果的數量和質量均大幅落後，既嚴重缺乏大型的、全麵的或專門的檔案史料彙編等基礎性編研成果，更缺乏高層次、高質量的校史研究論著，亟需我們這些檔案、校史工作者知恥後勇，迎頭趕上。除此之外，據筆者的了解，在各種既有的編研成果中，對於開發、利用檔案史料方麵，亦存在著不小的問題，主要突出地體現在兩個方麵：
一是部分檔案史料在整理出版或刊行時未遵循曆史原貌。首先，過去在整理、公布一些校史資料的過程中，有的整理者因出於某些政治上的顧慮（事實上多屬“過慮”），對於某些比較“敏感”的人物、事件或用語，進行了一些刪節甚至改動，此行為雖也可以理解，但在刪改之後，卻沒有作任何的文字說明，這便有隱瞞甚至篡改曆史之嫌了。其次，某些整理者由於自身的視野、眼界或文化程度的局限，對於民國時期的某些特定用語不甚了解，或是對於某些與今日不盡相同的用詞和標點習慣不夠尊重，便隨意地按照今日的標準進行修改，有些改動尚且對原意基本無損，但有些卻已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原文的歪曲，實屬多此一舉，弄巧成拙。最後，由於某些編輯整理者在文字錄入、校對、印刷等環節上工作疏忽，把關不嚴，還造成某些正式出版刊行的校史資料在文字上出現了不少疏漏、訛誤或是其他背離原文之處。以上這些錯誤，對於廣大讀者尤其是相關的研究者來說，均是一種不良的誤導；二是某些校史類書籍，在利用或引證檔案史料或其他曆史資料時，未能充分、嚴格地遵循學術規範，以添加注釋以及列出參考文獻資料的方式，注明其具體來源，這樣也給其他研究者“按圖索驥”地搜尋和查找更多的相關史料造成了極大的不便。以上這兩方麵的問題，均是我們在今後整理和使用校史資料的過程中，應當盡量予以避免及徹底修正的。
三、對於深入開發利用“國立武漢大學”檔案的幾點建議及前景展望為了盡快改變我校校史研究的滯後局麵，我們應當首先從基礎工作開始“補課”，亦即從武漢大學浩如煙海的校史資料中，充分挖掘和挑揀出最有價值的精華部分，陸續整理出版。而我館珍藏的1萬多卷“國立武漢大學”檔案，無疑應當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對於如何深入開發利用這批珍貴的檔案資源，筆者主要有如下兩點簡單的建議：
（一）編輯出版全麵係統的校史資料彙編
這項工作是全方位、高層次地深入開展校史研究的基礎性工作。目前，國內已有諸多兄弟院校在這一方麵遙遙領先、碩果累累，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天津大學、南開大學、雲南大學等。其他高校的此類成果，既在客觀上給我們施加了巨大的壓力和奮起直追的動力，更為我們提供了難得的可資借鑒的既成經驗。我校完全有必要、更有能力編輯、整理並公開出版一套全麵反映本校自建校直至當下100多年發展曆程的、係統而完備的《武漢大學校史資料彙編》（暫名），以滿足研究武漢大學校史乃至整個中國高等教育史的學術需要。
就我校校史本身的發展特點和可供挖掘的實際資源來說，從1893年張之洞創辦自強學堂（武漢大學最早的曆史前身）直至1928年國立武漢大學成立，這30多年的曆史固然也非常重要，但由於史料相對缺乏，其分量遠不能與國立武漢大學時期相提並論。因此，我們應當集中主要精力，率先將1893—1949年間（其重點為1928—1949年的國立武漢大學時期）的重要校史資料整理出版，為整套的《武漢大學校史資料彙編》開好頭，打好基礎，接下來再去謀劃1949年以後各個曆史階段校史資料的編輯整理工作。
在全麵、係統地整理好武漢大學百餘年來的校史資料的基礎上，我們還可對其進行一個初步的加工整理，編寫一套《武漢大學編年史》（暫名），以詳盡、準確的史實和凝練、客觀的語言，為這所百年名校清晰地勾勒出一條真實而完整的發展軌跡和線索。在完成上述兩套大型叢書的基礎上，便可進一步開展更高層次上的校史研究工作，並且努力取得一大批與武漢大學在全國的學術地位相稱的高水平、高質量的校史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