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印度見聞錄舊譯《蘇萊曼東遊記》。二卷。卷一約成書於公元九世紀末，作者不詳；卷二約成書於十世紀初，作者被認為是阿布·賽義德。書中記述中國唐代風土物產、人情風俗、典章製度、貿易交市等。常將中國、印度、阿拉伯加以比較，對中國深懷好感。雖間有失實之處，仍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獻資料。有中華書局版的據法、日譯本轉譯的中文本。［法］吉·索瓦傑《〈中國印度見聞錄〉法譯本序言》：“《中國印度見聞錄》所提供的史學價值，就目前看，是任何別種著作也不能比擬的，這部著作比馬可·波羅早四個半世紀，給我們留下了一部現存的最古的中國遊記。盡管本書在闡述上有缺點與不足之處，但單憑這一點，就可以被視為阿拉伯文獻中的傑作。”
樸趾源和實學全書樸趾源（1737—1805）朝鮮李朝學者、文學家。字仲美，號燕岩。幼年喪父，早歲生活坎坷，曾任地方官吏。乾隆四十五年（1780）隨“入燕使團”來華，訪遼東、熱河、北京等地。歸國後著《熱河日記》二十六卷，內容涉及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曆史、文學、天文、地理、民俗、醫學、農學等眾多的領域，人稱“實學全書”。大旨在學習中國，改革圖強，使朝鮮“國利民福”。其受中國文化學術影響甚深，後因無法實現抱負，乃退隱還鄉，以著述終。（朝）樸趾源《燕岩集·北學議序》：“如將學問，舍中國而何？然其言曰：‘今之主中國者，夷狄也，恥學焉。’並與中國之故常而鄙夷之。彼誠雉發左衽，然其所據之地，豈非三代以來漢、唐、宋、明之函夏乎？其生乎此土之中者，豈非三代以來漢、唐、宋、明之遺黎乎？”朱維之等《外國文學簡編》第九章：“樸趾源是朝鮮十八世紀先進實學思想的傑出代表，又是朝鮮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創始人之一。”樸真奭《中朝經濟文化交流史研究》：“樸趾源非常仔細地觀察了清朝的農業、畜牧業、商業、建築業、修路、築城、造船、造車、燒煤等各方麵的情況，並把它們介紹給朝鮮人民，提出了改革方案。”
崔致遠和中朝文化交流崔致遠（857年—？），朝鮮新羅時代著名詩人、學者。字孤雲。鹹通十年（869），十二歲入唐求學，乾符元年（874）十七歲登科。曾任宣州溧水縣尉、淮南節度使從事等職。光啟元年（885）歸國，任侍讀。後外放。曾出使中國。因所學不得展，晚年遂隱居伽倻山，不知所終。提倡經學和文學，對新羅時代的朝鮮文學和學術發展有相當影響。工詩文，著有漢文《四六集》一卷，《桂苑筆耕》二十卷等。（朝）《三國史記·崔致遠傳》：“致遠少精敏好學，至年十二，將隨海舶入唐求學……致遠至唐追師，學問無怠。”何鎮華《朝鮮文學概況》：“崔致遠的漢詩，不論在內容和形象刻畫以及語言運用方麵，均獲得了很高的成就，至朝鮮漢詩的發展上，崔致遠具有不可磨滅的功績。”樸真奭《中朝經濟文化交流史研究》：“九世紀二十年代，新羅人金雲卿第一次在唐朝的‘賓貢科’應試中舉以後，直到唐末的八十多年期間應試中舉的有：金可紀、樸仁範、崔承裕、崔致遠等五十八人。崔致遠，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人……回新羅後也作為使節身份來往於唐朝等，在中朝兩國人民的友誼和文化交流方麵做出了貢獻。”
馬可·波羅來華馬可·波羅（1254—1324），也譯作馬哥·孛羅。意大利旅行家、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出生於威尼斯城的大商人家庭。1271年11月，隨其父與叔前來中國。他們沿“絲綢之路”騎馬或駱駝，有時步行，跋山涉水，穿越敘利亞和兩河流域，橫越伊朗全境，穿過中亞沙漠，翻過帕米爾高原，向東經喀什、於闐、羅布泊，到達敦煌、玉門一帶，於元至元十二年（1275）抵上都（在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北閃電河北岸），謁見元世祖忽必烈，受到盛情款待和任用。自1275—1292年間，馬可·波羅任職於元朝政府，除應差於京城大都外，還奉命巡視各省和出使外國。每到一地，皆考察當地民情風俗、物產資源等。又曾任揚州總督三年，頗具政績，受到百姓愛戴。後曾出使南洋，到過越南、爪哇、蘇門答臘等地，還可能去過斯裏蘭卡及印度。二十九年（1292）夏，與父、叔等護送元公主闊闊真出嫁波斯，順道歸國。護送團六百餘人，分乘十四艘四桅帆，由福建泉州港起程，曆時兩年多，抵達波斯。1295年冬回到威尼斯。次年在交戰中被熱那亞俘獲。在獄中口述東遊見聞，由同獄比薩作家魯思梯謙筆錄。書名《東方見聞錄》，即《馬可·波羅遊記》。1299年獲釋，返回故鄉，依舊經商。死後葬聖洛倫索教堂墓地。雅可波·達基《世界的印象》：“這位馬可閣下與其父、叔曾長期留在韃靼，在那裏廣見博識，並掙得一筆財產，是一個有才能的人。所以，他在熱那亞監獄時撰作了一部關於世界大量奇事的書，這些事情都是他見到過的。”尚銘《馬可·波羅和〈馬可波羅遊記〉》：“在世界史上，馬可·波羅是第一個遊曆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而又留下一部重要著作——《馬可·波羅遊記》的歐洲人，他是中意人民友好的先驅者，為溝通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馬可·波羅遊記亦題作《寰宇記》、《威尼斯人馬可·波羅閣下關於東方各國奇事之書》、《百萬先生書》等。初名《東方見聞錄》。由大旅行家馬可·波羅口述，魯思梯謙筆錄。全書四卷。《馬可·波羅遊記》譯本
有“序言”六章，第一卷“從小亞美尼亞到大汗上都沿途各地的見聞錄”六十一章，第二卷“忽必烈大汗和他的都城、宮廷、政府以及西南行程中經曆的各城市和省的見聞錄”八十二章，第三卷“日本群島、南印度和印度海的海岸與島嶼”四十章，第四卷“韃靼各王公之間的戰爭和北方各國的概況”三十四章。書中詳細介紹各國風土人情、山川地理、物產文化、政治戰事，盛讚中國地大物博、都市繁華、文教昌明。此書一經問世，即轟動全歐，廣為流傳，被譽為“世界一大奇書”。對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和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對此後新航路的開辟都產生了有益的深遠影響。它是研究我國元代曆史地理的重要史籍，一些歐洲地理學家據它繪製了早期的世界地圖；著名旅行家哥倫布從中受到巨大鼓舞和啟示，激起冒險東航的決心，而無意中到達了美洲，因而被稱為“發現”了新大陸。此書最善之本為1938年出版的摩爾、伯希和校譯英文本。漢譯本以1935年馮承鈞之本流傳較廣。也有張星烺譯本。雅可波·達基《世界的印象》：“此書被稱為《關於世界奇事的百萬書》。由於書中可見大量的不可思議的事物，當他臨終之際，友人們懇請他改正其書並收回他寫下的種種一切；可是他回答說，我還沒有寫下我所見到的一半。”尚銘《馬可·波羅和〈馬可波羅遊記〉》：“哥倫布是在馬可·波羅的影響下，才開辟了通往美洲的航路，‘發現’了新大陸。”陳開俊等《〈馬可波羅遊記〉譯後記》：“《馬可波羅遊記》是世界文學寶庫中一部膾炙人口的名著。從它筆錄成書的時候起，就輾轉傳抄，被譯成幾十種文字，直到今天不同的版本據說多達八十多種。”
馬合麻與回回曆書《回回曆書》即《明譯天文書》。四卷。西域默狄納國王馬合麻所作。元明時，伊斯蘭文化傳入中國，以曆法為著。元至元四年（1267）西域紮馬魯丁撰進萬年曆，世祖稍頒行之。至元八年設回回司天台。至元十七年置行司天監，皇慶元年（1312）改稱回回司天監。明洪武元年（1368），設司天監與回回司天監。三年改為欽天監，內設回回曆科。十五年，太祖命譯回回曆書。次年譯成。回回曆應用不廣，然以三角函數求經緯度及“星等”概念之介紹，在我國天文學史上尚屬首次，可視作明末清初學習西方天文的先聲。《明史·曆誌七》：“洪武初，得其書於元都。十五年秋，太祖謂西域推測天象最精，其五星緯度又中國所無。命翰林李翀、吳伯宗同回回大師馬沙亦黑等譯其書。其法不用閏月，以三百六十五日為一歲。歲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宮閏三十一日。以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周，周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月閏十一日，曆千九百四十一年，宮月日辰再會。此其立法之大概也。”李士厚《從中國和阿拉伯交通的曆史談到回回欽天監的始末》：“回回曆有一定的精度和特點，故元明兩代，回回曆和中國曆並存，互相參證，在中國的曆法上，起過一定的作用。”
伊本·白圖泰來華及其遊記伊本·白圖泰（1304—1368或1369年），又譯作伊本·拔圖塔、伊本·巴都他等。中世紀摩洛哥旅行家，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生於丹吉爾的穆斯林法官世家。1325年開始東遊，在埃及、敘利亞等國投師於著名學者門下，得到許多學業證件，開始時以學者地位，後來以旅行家身份，到處受人尊敬。所到之處，蘇丹、大臣、總督予以隆重接待，饋贈優厚，使其得以繼續旅行，遍遊各地。先後曾到達麥加、伊拉克、伊朗、阿塞拜疆、也門、阿拉伯半島南部、小亞細亞、克裏米亞、伏爾加河下遊、君士坦丁堡、撒馬爾罕、阿富汗、印度等地。印度蘇丹任命他為德裏大法官，1342年派他充任赴中國的特使，東行途中屢經挫折，1346年始到達中國泉州，後曾遊曆廣州、杭州、大都等地。1349年11月回到故鄉。第二年又去西班牙的格拉納達王國等地。1353年返回摩洛哥，奉蘇丹命，口述旅行的回憶，由伊本·朱讚（也作朱紮）記錄和修飾，寫成《異城奇遊勝覽》，又譯《旅途列國奇觀錄》，通稱《伊本·白圖泰遊記》。其記述文筆生動，引人入勝，關於中國外貿、海船、物產、城市、風俗、文化等記載，多具史料價值。有法、英、德、土等十餘文字譯本及馬金鵬漢譯本。伊本·白圖泰畢生旅程約12萬公裏，在蒸汽機時代以前無人超過，其遊記對小亞細亞、東非、西非、印度、阿拉伯和伊朗近東地區的敘述，反映了當時社會和文化生活各個方麵大量而詳細的情況，因而具有持久的曆史和地理價值。邱樹森《元朝史話》第八章：“非洲人到中國來的，最著名的要算摩洛哥人伊本·拔圖塔，他是繼馬可·波羅之後又一位世界大旅行家。”鄭家馨《古代中國與北非人民的友好往來》：“《伊本·白圖泰遊記》成為中世紀非洲人觀察中國的極其珍貴的史料，為古代中非的友好交往留下了無與倫比的記載。”
隱元與日本黃檗宗隱元（1592—1673）明末禪宗高僧，日本黃檗宗始祖。俗姓林，名隆琦。福建福清東林村人，早年生活顛沛。泰昌元年（1620）在本縣黃檗山萬福寺出家，崇禎十年（1637）為住持。南明永曆八年（1654）應日本興福寺、崇福寺多次邀請，束裝東渡。日本寬文元年（1661）在京都東南郊建黃檗山萬福寺。此後，廣收弟子，開示佛法，稱“黃檗宗”。寬文十三年圓寂，後水尾上皇賜諡“大光普照國師”著有《普照國師語錄》、《普照國師法語》、《弘戒法儀》、《鬆堂集》、《太和集》等。與弟子大力傳播中國文化，深受日本人士敬重。1973年，為紀念其三百周年忌辰，日本出版巨帙《黃檗文化》。《黃檗山寺誌》：“〔普照國師〕雙目炯炯，氣宇如王；主持法道，下視諸方；令行震旦，名播扶桑；闔國瞻仰，萬裏舟航。”［日］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明清篇》：“黃檗宗自從隱元開創後，繼承法席的有木庵、慧林、獨湛、高泉、千呆、悅山、悅峰、靈源、旭如、獨文、杲堂等人。”［日］木神莫山《日本書法史》：“從此，黃檗山中隱元的禪風，長期受到了官家、將軍、諸大名眾望所歸的崇敬……因為隱元不僅對禪宗教義頗有研究，而且還是中國僧人中有高級教養的文化人，充滿了文士趣味，能適應人們廣泛的不同風尚。”
明清耶穌會士來華16世紀中葉，西班牙人聖依納爵·羅耀拉所組織的傳教團體，在1540年獲得教皇保羅三世的批準，命名為耶穌會。1549年，耶穌會創辦人之一的聖方濟各·沙勿略抵達日本，在會見許多中國學者後，決心向中國傳道。他於1552年四月抵廣東廣州，居於三十海裏外的上川島，並於當年底逝世。此後，葡萄牙人強占澳門，並以其為耶穌會士來華據點，先後曾派熟悉中國語言文化的範禮安、羅明堅、巴範濟和利瑪竇四名意籍傳教士來華，其中影響最大，為中世紀晚期中西文化交流開創新局麵的人物是1582年來華的利瑪竇。耶穌會教士在華，交結官紳，攻讀儒家經典，宣揚西方科學技術知識，飲食起居及禮儀，完全華化，往往著書立說，反對佛教，以尊儒換取對天主教義的宣傳。他們不僅參與中國官方的修訂曆法等科技研究活動，譯繪世界地圖，編譯學術著作，介紹西方在天文、數學、測量、機械、建築、音樂、繪畫等方麵的成就，而且吸引中國士大夫、學者受洗入教，並在北京及各地開展教務活動、建立教堂，使信教者日眾。其後，南明永曆政權與耶穌會及羅馬教廷關係密切，大臣瞿式耜等及眾多嬪妃、宦官皆入教。清代以耶穌會士德籍人湯若望影響最大，曾在順治時掌管欽天監，並加太常寺少卿銜，極受李莊太後及順治帝寵信，甚至參與立康熙為太子的密議。前後知名者尚有龍華民、艾儒略、鄧玉函、羅雅穀、南懷仁、白晉、張誠等。自明神宗時至清康熙三年（1664），中國已有天主教信徒246000人，遍及全國十一省。總計自1581年至1712年，來華耶穌會士共達249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教皇下令取締耶穌會，兩年後，在華耶穌會宣布解散，前後傳教活動曆史長達二百年。所成譯著三百餘種，科技書籍約一百二十種，不少耶穌會士在傳教的同時，對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出色的貢獻。《明史·利瑪竇傳》：“其國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祿利，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兼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等首好其說，且為潤色。”［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天學》：“在文化交流史上，看來沒有一件事足以和十七世紀時耶穌會傳教士那樣一批歐洲人的入華相比，因為他們既充滿了宗教熱情，同時又精通那些隨歐洲文藝複興和資本主義興起而發展起來的科學。”杜石然等《中國科學技術史稿》：“耶穌會傳教士來華，一方麵傳入了西方的科學與文化，另一方麵也把中國的科學文化介紹到西方。”陳申如、朱正道《試論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曆史作用》：“應該一分為二地評價明末清初的耶穌會士的活動，在揭露他們來華的背景和目的的同時，也應肯定他們在中國所起的積極作用。”
利瑪竇來華利瑪竇（1552—1610），來華耶穌會士代表人物。意大利人，字西泰。通曆算及漢學。史載，他於明萬曆十年（1582）由印度果阿來華傳教。二十六年進京貢禮，未成。二十九年再次進京，神宗嘉其遠來，假館授粲（上等白米），給賜優厚。他以學術廣交中國士大夫。著述甚豐。曾與徐光啟等合譯《幾何原本》等書，又譯《四書》為拉丁文。對中西文化交流貢獻甚大。身後葬北京阜城門外。《利瑪竇中國劄記·金尼閣致讀者》：“利瑪竇在印度停留了四年……並在準備著更偉大的事業。他由耶穌會的官方視察員委派參加中國教團。”明李贄《與友人書》：“西泰，大西域人也。到中國十萬餘裏，初航海至南天竺始知有佛，已走四萬餘裏矣。及抵廣州南海，然後知我大明國土先有堯舜，後有周、孔。住南海肇慶幾二十載，凡我國書籍無不讀，請先輩與訂音釋，請明於《四書》性理者解其大義，又請明於《六經》疏義者通其解說，今盡能言我此間之言，作此間之文字，行此間之儀禮，是一極標致人也，中極玲瓏，外極樸實……我所見人未有其比，非過亢則過諂，非露聰明則太悶悶瞆瞆者，皆讓之矣。但不知到此何為？我已經三度相會，畢竟不知到此何幹也。意其欲以所學易吾周、孔之學，則又太愚，恐非是爾。”
利瑪竇中國劄記中外文化交流史名著。作者利瑪竇、金尼閣為歐洲來華耶穌會士。利瑪竇於1582年來華，傳教近三十年，足跡遍於澳門、肇慶、韶州、南昌、南京、北京，廣交中國士人，譯著甚多。晚年將其傳教經曆用意大利文撰寫成稿。內容豐富翔實，為研究明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貴資料。身後由金尼閣譯成拉丁文，並增若幹傳教史及利瑪竇本人的情況，於1615年在德國以《基督教遠征中國史》的題名出版。此後陸續出現多種譯本，書名不盡相同。今有何兆武、何高濟漢語全譯本。全書五卷，分上下兩冊。《利瑪竇中國劄記·金尼閣致讀者》：“他認識到自己的日子已臨尾聲，便著手以按順序的敘述方式記錄了這次傳教的始末，以便給未來撰寫教會編年史的作家們提供資料。”加萊格爾《英譯者序言》：“除了對漢學家和中國史的研究者而外，金尼閣的書比較不大為人所知，然而它對歐洲的文學和科學、哲學和宗教等生活方麵的影響，可能超過任何其他十七世紀的曆史著述。”何兆武、何高濟《中譯者序言》：“《利瑪竇劄記》對於研究明代中西交通史、耶穌會入華傳教史，乃至研究明史都是頗有史料價值的。”
湯若望來華湯若望（1592—1666），明清時在華天主教耶穌會士、天文學家。德國人。曾在羅馬學習天文曆算。1622年由澳門進入廣東，次年至北京，繼而之西安傳教。1636年被召參與修訂曆法，編成《崇禎曆書》。並監鑄大炮，傳授用法。清朝建立後任欽天監監正，加太仆寺卿，尋改太常寺卿，頗得順治帝信任。曾阻止清政府收回澳門。在清廷優容下傳教工作進展順利，有很多中國人受洗，但在羅馬和中國的反基督教和天文界人士中都有其反對者。順治帝去世後三年（1644），被守舊派官僚楊光先告發“窺伺朝廷機密，內外勾連，謀為不軌”，並控告他導致順治去世，被判淩遲處死，因皇太後幹預而獲免，釋放後死於北京。在曆學方麵，曾將《崇禎曆書》壓縮改編為《西洋新法曆書》（1645），又根據西洋新法著有《時憲曆》。在天欽天監正任上，並曾製造多種天文儀器。對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引入中國作出了貢獻。
阮攸和金雲翹傳阮攸（1765—1820），越南文學家，中越文化交流使者。字素如，號清軒，又號鴻山獵戶。越南河靜省宜春縣仙田鄉人。出身黎朝顯族，通儒、釋經典，多才學。父兄叔侄皆享文名，史稱“鴻山文派”。出仕後值西山農民起義，勤王失敗，落魄山水，乃寄情吟詠。後雖應召出仕，幾度引退。1812年奉命出使中國，對“才子書”大感興趣，歸國後，取材於我國青心才人的章回小說《金雲翹傳》，以“六八體詩”改寫加工成越文長詩《金雲翹傳》，傳誦一時。1820年再度奉使中國，未及啟程即患病去世。另有詩文集《眾生十類祭文》、《清軒前後集》等。《金雲翹傳》又名《斷腸新聲》，全詩分上下兩篇，凡十二卷，三千二百五十二行，演繹明代嘉靖年間女子王翠翹與書生金重的愛情故事。篇幅宏偉，結構奇巧，語言清雅，富於藝術魅力，向為越南民眾所喜愛。作者亦因之被認為是越南文學史上最傑出的詩人。（越）《金雲翹傳》舊序：“言情則描合離甘苦之形，而情不離景；敘景則繪雪月風花之趣，而景自關情。墨欲舞而筆欲飛，句能言而字能語；使人笑，使人涕，使人樂，使人悲，使人及千回愈熟而愈不能厭，洵南音之絕唱，情譜之先聲也……故今日翰墨之客，釵群之流，以及賈客村豪，奠不手此一編，以為雅賞。”
徐有榘與種薯譜徐有榘，朝鮮學者。字準平，號楓石，曆任府戶、巡察使、大司憲、上護軍、奉朝賀等職，卒諡文簡公。1834年以漢文編撰《種薯譜》。全書分敘源、傳種、種候、土宜、耕治、種栽、壅節、移插、剪籐、收采、製造、功用、救荒、麗藻等章。內容上全麵原樣地引用我國徐光啟《甘薯疏》，對不合朝鮮風土之處，一一用按語修正。除此還征引我國《南方草木狀》、《本草綱目》、《農政全書》、《群芳譜》等書的內容。因《甘薯疏》已佚，此書尤顯珍貴。（朝）徐有榘《種薯譜》序：“取皇明徐玄扈（光啟號）《甘薯疏》、我東薑、金二氏之譜，彙類編纂，用聚珍字擺印廣布，以諗其種藝之法焉。”［日］篠田統《〈種薯譜〉和朝鮮的甘薯》：“在徐氏的《種薯譜》中前後引用的《甘薯疏》，大概是《甘薯疏》的全部。”
崇禎曆書的修纂《崇禎曆法》為我國著名曆書。中外文化交流的產物。明崇禎二年（1629），因日食欠準驗，乃命徐光啟督修曆法，並舉用李之藻及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三年，玉函卒，又征西洋人湯若望、羅雅各譯書演算。光啟每遇一差，必尋其所以差之故；每用一法，必論其所以不差之故，一絲不苟，精審詳核。崇禎六年光啟卒，李天經續編。次年全書告成，凡一百三十七卷，分節次六目（日躔恒星、月離、日月交會、五緯星、五星交會）及基本五目（法原、法數、法算、法器、會通）。為中國曆法參用西法之始。未及用，明亡。清初，經湯若望刪節，改稱《西洋新法曆書》。沿用至今的農曆，即據此修改而成。明徐光啟《曆書總目表》：“翻譯既有端緒，然後今甄明《大統》，深知法意者參詳考定，熔彼方之材質，入《大統》之型模。”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第一冊第三章：“《崇禎曆書》的編纂，是明代介紹歐洲天文學的過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使我國的天文學體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傳統的代數學體係轉為歐洲古典的幾何學體係。”
清初測繪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命法國傳教士杜德美、白晉、雷孝思率中外人員，測長城、北直隸和滿洲。後又命增人作全國測量。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繪成《皇輿全覽圖》。此圖改“計裏畫方”法為以地圓說為基礎的“經緯圖法”與“梯形投影法”。測繪珠穆朗瑪峰，定二百裏為地球經線一度，為地球扁圓說提供數據等，均在各國之先。乾隆二十一年（1756），乾隆帝命劉統勳、何國宗等進一步測量西域地區，五年後完成《西域圖誌》。後又命法國傳教士蔣友仁等廣集資料，修改增訂康熙《皇輿全覽圖》為《乾隆內府輿圖》，範圍北至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至紅海、地中海、波羅的海。此圖在歐洲廣為流傳，備受讚賞，對世界地圖學貢獻巨大。［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地學》：“這項普查工作從1707年一直進行到1717年，最後所繪成的圖不但是亞洲當時所有的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的所有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杜石然等《中國科學技術史稿》：“康熙帝親自領導完成的中國全圖的測繪，不僅在我國也是世界測繪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創舉。”
數理精蘊的編纂《數理精蘊》，我國數學要籍。清初，梅瑴成奉康熙帝之命，與陳原耀、何國宗、明安圖及法國人洪若翰、白晉、張誠等曆三十載編成。分上下兩編，計五十三卷。上編五卷，立綱明體；下編四十卷，分條致用；附表四種八卷，即素因數表，對數表、三角函數表、三角函數對數表。介紹西方數學成果，繼承我國數學遺產，中西彙通，述舊傳新，對我國近代數學的發展影響甚大。杜石然等《中國科學技術史稿》：“在康熙皇帝的大力支持下，自公元1690到1721年編成了《數理精蘊》這部介紹西方數學知識的百科全書。”麥群忠、魏以成《中國古代科技要籍簡介》：“這部卷帙浩繁的百科全書，因為有著康熙皇帝‘禦定’的名義，所以獲得了廣泛的流傳，從而掀起了乾隆、嘉慶時期數學研究的高潮。”蔣術亮《中國在數學上的貢獻》第一章：“它不但對我國古代數學遺產進行了研究和繼承，而且還介紹了西方數學的一些知識，影響甚為重大。從中可以看出，代數學實質上仍然是出自中國和印度的，就像幾何學出自希臘一樣。”
漢委奴國王金印日本天明四年（1784）農民甚兵衛在博多灣誌賀島發現金印一顆，上刻“漢委奴國王”字樣。經中日學者研究，一般認為，“委”即“倭”字。印文應讀作“漢倭奴國王”。是東漢光武帝賜給當時日本倭奴國的印璽。今為日本國寶。《後漢書·東夷傳·倭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日］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漢魏六朝篇》第二章第一節：“一般認為，光格天皇天明四年在築前國糟屋郡誌賀島葉崎發掘到的‘漢委奴國王’金印，就是後漢光武帝賜給倭奴國的印綬。”［日］中村新太郎《日中兩千年·埋藏的金印》：“它現在已經被認定為一件新的國寶。”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簡稱景教碑。唐建中二年（781）由景教（基督教聶斯脫利派）徒立。景淨（亞當）文，呂秀岩書。碑頭刻十字架、飛雲、螭、百合花。碑額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序述景教教義、入中國受皇帝優待及其流傳。頌為韻文，複述序文概要。碑文多引經典。左右及下側用敘利亞文刻七十名景教僧人名及職稱。此碑大概在唐武宗滅佛時被埋，約於明天啟五年（1625）於西安出土。深受中外人士重視，被稱為“世界上最有價值的考古珍寶”、世界“四大著名石刻之一”。為研究基督教早期來華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寶貴資料。碑文已譯成拉丁、葡、意、德、法、英、日等文。梵蒂岡和日本存有仿刻碑。明李之藻《讀景教碑書後》：“岐陽張賡虞惠寄唐碑一幅曰：‘邇者，長安中掘地取得，名曰：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此教未之前聞，其即利代西泰（即利瑪竇）所傳聖教乎？’”［英］阿克穆爾《一五五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第二章：“現將此著名碑文的譯文刊布於此，因為凡論述中國古代基督教的著作，無此碑文，就不可能是完整的。”江文漢《中國古代基督教及開封猶太人·景教》：“〔碑文〕據分析有30處來自《易經》，30處來自《詩經》，20處來自《春秋》；涉及經書的有一百五十處，史書的一百多處，子書的三十處。”
四大發明外傳四大發明指中國古代印刷術、火藥、指南針以及造紙術的發明。這四項技術的發明和傳播，促進了世界文化的發展，是中國人民對全人類的文明進步作出的貢獻。［英］弗蘭西斯·培根《新工具》：“我們如果想看看各種發明的力量、品德和作用，則最顯著的例子，當求之於古人所不知，新近才發明的那三種發明（來源不明），就是印刷、火藥、指南針。因為這三種發明已經改變了全世界的表麵和一切事物狀態。第一種是在學術方麵的，第二種是在戰爭方麵的，第三種是在航行方麵的。這三方麵的變化，在他方麵亦引起了無數的發明來；好像任何帝國、任何宗派、任何星座，在人事上，都不及這些機械發明所有的影響那樣大似的。”馬克思《政治政濟學手稿》：“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級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說來變成科學複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杆。”林文照、潘吉星、周嘉華《我國古代人民群眾的偉大發明——指南針、造紙術和火藥》：“尤其是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更是對增進世界經濟文化的交流，推動世界經濟文化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參見“指南針外傳”、“火藥外傳”、“造紙術外傳”、“印刷術外傳”。
印刷術外傳印刷術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遠古時，我國人民即已發明了印章與石刻，唐代進而發明雕板印刷。宋代出現銅版印刷，遼時有了套色印刷。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平民畢昇發明活字印刷，為印刷史上一大革命，影響深遠。雕版印刷術8世紀傳至日本，12世紀傳至埃及，14世紀傳至歐洲。活字印刷術首先傳入朝鮮，13世紀朝鮮首創金屬活字。15世紀歐洲出現活字印刷。我國印刷術的發明與傳播，極大地推動了世界文化的發展。晉葛洪《抱樸子·入山符》：“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北宋沈括《夢溪筆談·技藝》：“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鬆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熔，則以一平板按其麵，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畢劍橫《中國科學技術史概述·預告西方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四大發明》：“歐洲的活字印刷術是我國元代傳去的……大約在公元1450年，德人戈登堡仿照中國活字印刷術的原理，初步製成一種鉛、銻、錫合金的活字，鑄成拚音字母用於印刷。”參見“印刷術”。
火藥外傳火藥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原始火藥誕生於唐初，與煉丹有關。唐末始用於戰爭。至宋、元、明，火藥與火器飛速發展，廣泛用於戰事及娛樂。8—9世紀，硝傳至阿拉伯，被稱為“中國雪”。13世紀上葉，火藥傳至伊斯蘭國家，“中國雪”改稱“巴魯得”。歐洲於13世紀下葉從阿拉伯書籍中獲得火藥知識，14世紀上葉從戰爭中學會應用方法。此後，火藥大盛於歐洲。《道藏·諸家神品丹法·孫真人丹經》：“硫黃、硝石各二兩，令研後，用銷銀鍋或砂罐子入上件藥在內……將皂角子不蛀者三個燒令存性，以鈴逐個入之。候炭消三分之一，即去餘火，不用冷，取之，即伏火矣。”《宋史·兵誌十一》：“〔壽春府〕又造突火槍，以巨竹為筒，內安子窠，如燒放，焰絕然後子窠發出，如炮聲，遠聞百五十餘步。”馮家昇《火藥的發明和西傳》：“火藥由中國傳入伊斯蘭教國家期間，正是阿拉伯文著作譯為拉丁文的極盛時期。這樣，火藥的知識也就傳入了歐洲。”參見“火藥”。
指南針外傳指南針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戰國時，我國人民即知磁體的指極性，後製成“司南”、“指南魚”、“指南龜”、“指南針”、“羅盤”等指南儀器。北宋時應用於航海，南宋傳至阿拉伯，再由阿拉伯傳至歐洲。《韓非子·有度》：“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漢王充《論衡·是應》：“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北宋曾公亮《武經總要》前集卷十五：“魚法以薄鐵葉剪裁，長二寸闊五分，首尾銳如魚形，置炭火中燒之，候通赤，以鐵鈐鈐魚首出火，以尾正對子位，蘸水盒中，沒尾數分則止，以密器收之，用時置水碗於無風處，平放魚在水麵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北宋沈括《夢溪筆談·雜誌一》：“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水浮多蕩搖，指爪及碗唇上皆可為之，運轉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懸為最善……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宋朱彧《萍洲可談》卷二：“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潘永祥《自然科學發展簡史·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宋代期間我國與阿拉伯地區海上往來頻繁，指南針很快就傳到了阿拉伯，其後又傳到了歐洲。歐洲關於指南針的記載始見於1190年。”參見“指南針”。
造紙術外傳造紙術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中國古代造紙初起於麻質纖維，公元前已有原始的“扶風紙”、“金關紙”等。2世紀初，經蔡倫改革提高，紙以成本低、品質優而取代竹帛，得到迅速推廣。4世紀上葉，造紙術傳入朝鮮，7世紀初傳至日本。唐天寶十年（751）傳至撒馬爾罕，接著又先後傳至巴格達、大馬士革。南宋紹興二十年（1150）傳至西班牙。此後在歐洲逐漸推廣，進而傳遍世界各國。《後漢書·宦者列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鹹稱‘蔡侯紙’。”《說文·糸部》“紙，絮一笘也”清段玉裁注：“按造紙昉於漂絮。其初絲絮為之，以薦而成之。今用竹質木皮為紙，亦有致密竹簾薦之是也。”林文照、潘吉星、周嘉華《我國古代人民群眾的偉大發明——指南針、造紙術和火藥》：“造紙術在魏晉南北朝時傳到朝鮮和越南，7世紀時，又由朝鮮再傳到日本。8世紀時經中亞傳到阿拉伯，12世紀以後再由阿拉伯傳到歐洲，至16世紀時紙張已流行於全歐洲，取代了傳統的羊皮和埃及蒞草等。16世紀後造紙術又由歐洲傳到北美洲，此後逐步流傳到全世界。”參見“造紙”。
蠶桑絲織技術外傳四千多年前，我國已有較為發達的蠶桑絲織技術。經曆代不斷發展，絲織品種類越來越多，質量日益提高，沿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源源輸往世界各地，從而贏得“絲國”的稱譽。世界各國最初的蠶種及養蠶、絲織方法，均由我國直接或間接傳至。公元前11世紀傳至朝鮮，秦時傳至日本，阿拉伯、非洲、歐洲是經我國新疆地區輾轉傳至的。《詩經·豳風·七月》：“蠶月條桑，取彼齊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公元一世紀亞曆山大裏亞佚名商人《紅海回航記》：“過克利斯國（今下緬甸和馬來半島），到中國海乃止。有大城秦尼在國內部，位於北方。從這裏，生絲、絲線和絲織品由大夏經陸路運至巴裏紮加（印度巴羅奇港），另由水路經恒河運往米裏斯（科羅曼德沿岸）。”［日］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漢、六朝篇》第四章：“他們（指移居日本的秦、漢人）傳播的文化上的影響，可能遍及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麵，特別顯著的是他們對於養蠶織綢事業的發展作出的貢獻。”鄭家馨《古代中國與北非人民的友好往來》：“中國傳到埃及的絲織技術也在歐洲開花結果。埃及把絲織技術傳授給穆斯林的西西裏島，意大利的第一批絲織工人則從西西裏學到了絲織技術，到十三世紀初，絲織業已成為意大利幾座城市的主要工業。”
製瓷技術外傳瓷器是中國古代偉大發明之一。七八千年前我國已有陶器，五六千年前出現了彩陶，商、周時進而製成原始瓷器。後經曆代改進，名窯迭出，產品遠銷海外，形成舉世聞名的“陶瓷之路”。製瓷技術最早傳入朝鮮，公元918年即在康津燒製瓷器；南宋傳至日本；阿拉伯人在北宋時學會製造，並於15世紀轉授至歐洲。《禮記·月令》：“乃命大酋……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唐陸龜蒙《秘色越器》詩：“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阿拉伯《蘇萊曼東遊記》：“中國有一種品質很高的陶土，把它做成碗（或杯），可以做得與瓶上的玻璃一樣薄，裏麵放了流質，外麵可以看得見。”［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第十章：“埃及從八至九世紀開始，到十五、六世紀，接連不斷地進口了不同品種的中國陶瓷。隻要新品種的中國陶瓷一出現，無論在哪個時代，埃及馬上就有它的仿製品出現。”鄭家馨《古代中國與北非人民的友好往來》：“埃及人從法提瑪朝開始仿造中國瓷器，有一位名叫賽義德的工匠，仿宋瓷成功，傳授了許多徒弟。他們初仿青瓷，後仿青花瓷器，在形狀花紋上都模仿中國瓷器，隻是瓷胎是用埃及陶土。”《陶瓷史話·器成走天下》：“十五世紀，阿拉伯人把製瓷方法傳到意大利，為歐洲製瓷史開辟了一個新紀元。”
漢學西漸中國文化傳入西方甚早，至17、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時代達到極盛。耶穌會士來華後譯注四書五經，大量介紹中國情況，在歐洲出現了研究中國文化的漢學熱。與西方內容體係迥異的中國文化遂成為啟蒙運動者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之一。漢學西傳，對促進歐洲近代文明的到來起有一定的作用。賴赫淮恩《中國與歐洲》：“那些耶穌會中人，把中國經書翻譯出來，勸告讀者不但要誦讀它，且須將中國思想見諸實行。”［德］萊布尼茨《中國近況·序言》：“我們從前誰也不相信在這世界上還有比我們倫理更完善，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竟使我們覺醒了。”［英］李約瑟《中國文明》：“吾人皆知彼啟蒙時期之哲學家，為法國大革命及其後諸種進步運動導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於孔子之學說，而曾三複致意焉。”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於歐洲的影響》：“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標記著上升的資本主義和衰亡的封建製度的兩種思想體係的矛盾鬥爭，當時歐洲的進步人士傾心中國文化，即將中國文化理想化了，作為大革命運動之理想目標。”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第十章：“中國優秀的文化在啟蒙運動澎湃展開的時代，曾給予萊布尼茨的古典思辨哲學、伏爾泰的自然神教和魁奈、杜爾哥的重農派學說以豐富的養料，催促了近代歐洲文明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