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域誌原名《羸蟲錄》。元代地理著作。周致中撰。作者生平元、明史無載，僅知曾任知院並出使外國。全書凡一五七條，著錄二一個國家與民族。書中所記，采自《山海經》、《事林廣記》、《嶺外代答》、《酉陽雜俎》及諸史等，亦有據親身經曆所寫的內容。作者廣搜博采，缺點是不諳地理，間有臆測訛舛之外。但對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仍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今有陸峻嶺校注本與《西遊錄》合刊印行。《浙江采集遺書總錄》戊集：“《異域誌》一冊（寫本），右元知院周致中撰。致中奉使外蕃者六，熟知四夷人物風俗，因作此。原名《羸蟲錄》，其書明初始流傳，後有重編之者，改題今名。”陸峻嶺《〈異域誌〉前言》：“除了有些為我國古代少數民族外，所記範圍，東起朝鮮、日本、西抵西亞、非洲，南至東南亞、南亞諸國，其地域之廣在明代以前的地理外紀書中，還是少見的。”
鄭和航海鄭和（1371—1435），明代航海家、外交家、中外文化交流的傑出使者。回族，本姓馬，小字三寶（也作“保”）。雲南昆陽（今晉寧縣）人。據家譜，其先祖為來自西域的布哈剌國國王所非爾，六世祖是元代鹹陽王賽典赤贍思丁。初為燕王朱棣內侍，因“靖難”功，明成祖朱棣即位後封為“內官太監”，賜姓鄭。永樂三年（1405）六月十五日，奉成祖命率船六十二艘、將士二萬七千八百餘人，自太倉劉家港出使西洋。至宣宗宣德八年（1433），前後凡七次率大型船隊下西洋，曆時二十八年，出使訪問亞非三十餘國，促進了友好往來，推動了中國與南洋、印度洋、非洲各國經濟、貿易的大發展，擴大了中國人民的地理視野，第一次打通了中國到紅海和東非一帶的航路。每次航行，沿途都作有詳細、準確的航海紀錄，所傳《航海圖》是我國第一部海洋地理著作。據今人研究，鄭和所率寶船隊，每次在四十艘至六十三艘之間，隨從官兵二萬餘人，每艘寶船排水量約在1000噸左右，寶船以外，尚配備有護航戰船、專用客船、後勤船，動用船隻總量在二三百艘以上。大批船隻出航後，按預定航行計劃，分為各個支隊，在不同海域中，根據特定航路，在各自劃定的地區內，定期往返，以完成政治使命和貨物交易。從第三次出航開始，連續對東非海岸進行了五次訪問。當時，中國船隊帶到東非的貨物，有色緞、色絹、金銀、檀香、米、豆、土硃、胡椒、瓷器等。白瓷、青花瓷、祭紅瓶、釉陶等，在1963年東非海岸的考古中，有大量的發現。最後一次航海在1431年至1433年，鄭和已年過六十，返國後不久即病逝。南洋一帶各國，至今仍有關於他的眾多遺跡，如三寶廟、三寶塔、三寶井、三寶碑等。有關他的小說、戲劇、故事，也廣傳海內外。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航海家之一，在世界航海史、中西交通史上占有卓越的地位。《明史·宦官傳一·鄭和》：“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即太倉劉家港）泛舟至福建，複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遍曆諸蕃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馬來西亞《大伯公廟碑》：“南洋言神，輒稱三寶大神，或雲三寶即太監鄭和也。”參閱沈福偉《中國與非洲——中非關係二千年》。
馬歡與瀛涯勝覽馬歡，明代航海家。字宗道，別字汝欽，自號會稽山樵。回族，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曾任通事，三次隨鄭和奉使西洋（第四、六、七次）。遍曆占城、爪哇、錫蘭、阿丹、天方等二十餘國。與郭崇禮合撰《瀛涯勝覽》，記各國風俗人情、土產地貌及聞見甚詳，為研究中外關係史及南亞史重要參考著作。明馬敬《瀛涯勝覽》序：“然奉命而往者，吾不知幾千萬人，而盡厥事稱厥旨者，舍吾山陰宗道馬公其誰乎？公以才幹優裕，首膺斯選，三入海洋，遍曆番國，金帛寶貨略不私已，而獨編次《瀛涯勝覽》一帙以歸……公之用心，蓋欲使後之人，於千載之下，知國家道同天地，化及蠻夷，有若是之盛也。”明馬歡《瀛涯勝覽》自序：“永樂癸巳，太宗文皇帝敕命太監鄭和統領寶船往西洋諸番開讀賞賜，予以通譯番書亦被使末。隨其所至，鯨波浩渺，不知其幾千萬裏。曆涉諸邦，其天時氣候地理人物，然後知《島夷誌》所著者不誣，而尤有大可奇怪者焉。於是摭采各國人物之醜美，壤俗之異同，與夫土產之別，疆域之製，編次成帙，名曰《瀛涯勝覽》。俾屬目者一顧之頃，諸番事實悉得其要，而尤見夫聖化所及非前代比。”（印）阿裏《給季羨林的信》：“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費信與星槎勝覽費信，明代航海家。字公曉，江蘇太倉人，祖籍昆山。原為太倉衛戍軍，以四下西洋而著名。首次於永樂七年（1409）隨鄭和，二次於永樂十年隨楊敏，三次於永樂十三年隨鄭和，四次於宣德五年（1431）又隨鄭和。任通事教諭。二十餘年間，曆覽各國風土人物，撰成《星槎勝覽》，記載出使外洋之事。全書記有占城、暹羅、爪哇、舊港、錫蘭、榜葛剌、蘇祿、天方、竹步等四十五個國家地區，堪與馬歡的《瀛涯勝覽》、鞏珍的《西洋蕃國誌》媲美。為明初記載鄭和下西洋三大要籍之一。明費信《星槎勝覽·自序》：“洪武三十一年，先兄籍太倉衛，未幾而早世，信年始十四，代兄當軍，且家貧而陋室，誌篤而好學，日就月將，偷時借而習讀。年至二十二，永樂至宣德間，選往西洋，四次隨征正使太監鄭和等至諸海外，曆覽諸蕃人物風土人物所產，集成兩帙，曰《星槎勝覽》。”明李傳元《昆新兩縣續修合誌·文苑·費信傳》：“自永樂己醜七年（1409）至宣德癸醜八年（1433），歲逾二紀。信每蒞番城，輒伏幾濡毫，敘綴篇章，標其山川、夷類、物候、風習諸光怪奇詭事，以備采納，題曰《星槎勝覽》。”
鞏珍與西洋番國誌鞏珍，明代航海家。號素養生，出身行伍。明宣德七年（1432），隨鄭和出使西洋，曆二十國。於宣德九年撰成《西洋番國誌》一卷，記載其親身聞見外洋風土地理等。此書極為罕見，1961年向達據周叔弢捐本校注出版。與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同為記載鄭和下西洋三大要籍之一。鞏珍《西洋番國誌·自序》：“宣宗章皇帝嗣登大寶，普賚天下。乃命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等兼督武臣，統率官兵數萬，乘駕寶舟萬艘，前往海外，開詔頒賞，遍諭諸番。時愚年甫出幼，備數部伍，拔擢從事於總製之幕。往還三年……睹斯勝概，誠為千載之奇遇。”《四庫全書總目·地理存目七·西洋番國誌》：“時珍（鞏珍）從事總製之幕，往還三年，所曆諸番曰占城，曰爪哇，曰暹羅，曰舊港，曰啞嚕……曰忽魯謨廝，曰阿丹，曰天方，凡二十國。於其風土人物，詢諸通事，轉譯漢語，縷必記。至宣德九年編成。”清彭元瑞《知聖道齋讀書跋尾·西洋番國誌跋》：“作者隨三保太監下西洋，紀所親見，乃卒伍中解文者，敘次了了，勝於元汪煥章《島夷誌略》。《明史·外國傳》多采之。”
侯顯出使侯顯，中外文化交流使者。明代宦官，永樂初為司禮少監，後擢太監。膽識超群，毅勇過人。永樂五年（1407）、七年兩度隨鄭和出使西洋諸國。十一年出使尼八剌（今尼泊爾）等國，十三、十八年兩次出使榜葛剌（今孟加拉），均獲成功。聲名大振，僅決於鄭和。明鄭曉《吾學編》卷六七：“永樂七年，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統三萬人往西洋。”《明史·宦官傳一·侯顯》：“十一年春複奉命，賜西番尼八刺、地湧塔二國。尼八剌王沙的新葛遣使隨顯入朝，表貢方物。詔封國王，賜誥印。十三年七月，帝欲通榜葛剌諸國，複命顯率舟師以行……榜葛剌之西，有國曰沼納樸兒者，地居五印度中，古佛國也，侵榜葛剌。賽佛丁告於朝。十八年九月命顯往宣諭，賜金幣，遂罷兵。宣德二年二月複使顯賜諸番，遍曆烏斯藏、必力工瓦、靈藏、思達藏諸國而還。途遇寇劫，督將士力戰，多所斬獲。還朝，錄功升賞者四百六十餘人。顯有才辨，強力敢任，五使絕域，勞績與鄭和亞。”
寶船鄭和下西洋所用大型海船。船體高大，結構堅固，行駛捷而穩，為當時最先進的海船之一。在世界造船史及航海史上享有重要地位。明《鄭和家譜·下洋船舶》：“撥舡六十三號。鄭和下西洋仿古寶船
大船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中船長三十七丈，闊十五丈。”明鞏珍《西洋番國誌》自序：“其所乘之寶舟，體勢巍然，巨無與敵，蓬帆錨舵，非二三百人莫能舉動。”鄭鶴聲、鄭一鈞《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鄭和使團的人力和物力》：“鄭和訪問亞非各國所用的海船，據各種史書記載，名稱很多：有的叫做‘寶舡’、‘寶船’、‘寶石船’、‘寶舟’、‘龍船’；有的叫做‘巨舶’、‘巨’、‘巨艇’、‘大舶’；有的叫做‘海舶’、‘海船’；有的則稱為‘大八櫓’、‘二八櫓’、‘八櫓船’等等。官書上通稱為‘寶船’，或有的稱為‘寶石船’的。”
鄭和航海圖明代著名航海圖。原名《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載於明茅元儀所輯《武備誌》卷二四。簡稱《鄭和航海圖》。原有地圖二十頁，過洋牽星圖二頁（四幅）。全圖仿《長江萬裏圖》一個字展開，自南京至非洲東岸慢八撒（今作蒙巴薩），共收地名五百多個。對山形岸線用“對景圖”畫法，以增其實用價值。該圖訛誤甚少，在當時實屬難能可貴。明茅元儀《武備誌》卷二百四十：“當是時，臣為內豎鄭和，亦不辱命焉，其圖列道裏國土，詳而不誣。”［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地學·地理學和製圖學》：“它是一幅真正的航海圖，圖中除了標有航線的精密針位以外，還標有以‘更數’計算的距離，同時還標注了沿岸對船員來說可能是很重要的所有各點。”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編《中國古代科技成就·中國古代航海技術上的成就》：“鄭和航海圖已蜚聲中外，研究十五世紀中外交通史和航海技術史，都把這幅海圖作為重要的依據。”
過洋牽星我國古代人民發明創造的一種天文導航技術。在漢代，天文知識即已廣泛運用於航海，如《海中五星順逆》等天文導航及占驗書籍，有一百三十六卷之多。至明代，在普遍使用指南針的同時，牽星板的運用，使牽星術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有力地促進了航海技術的發展與中外文化交流。宋朱彧《萍洲可談》卷二：“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明佚名《順風相送序》：“其正路若七州洋中，上不離艮下不離坤，或過南巫裏洋及忽魯謨斯，牽星高低為準。”明《鄭和航海圖·過洋牽星圖之一》：“指過洋，看北辰星十一指，燈籠骨星四指半，看東邊織女星七指為母，看西南布司星九指，看西北布司星十一指。丁得把昔開到忽魯謨斯，看北辰星十四指。”薄樹人《中國古代在天體測量方麵的成就》：“以牽星法為代表的我國古代航海天文學在保障遠洋航行的安全、準確上起了巨大的作用。正因為這樣，它也是我國古代人民為世界文化發展作出的又一卓越貢獻。”
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別題《三寶開港西洋記》，簡稱《西洋記》，明代百回長篇小說。作者羅懋登，字登之，別號二南裏人。《西洋記》以《瀛涯勝覽》、《星槎勝覽》等書為依據，敷演鄭和七次奉使下西洋、通好三十餘國之盛舉。雖為小說，也有可供訂正正史之處，故為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者所重視。清俞樾《春在堂隨筆》卷七：“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盛事雲。是鄭和之事，在明代，固赫然在人耳目間。光緒辛巳歲，老友吳平齋，假餘《西洋記》一書，即敷衍此事……書雖淺陋，而曆年數百，便有可備考證者，未可草草讀過也。”季羨林《〈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新版序》：“書中既有現實的成分，也有浪漫的成分……寫了很多曆史事實。記錄的碑文，甚至能夠訂正史實。”
兩種海道針經明代佚名航海著作《順風相送》與《指南正法》的合稱。內容包括氣象方麵的觀察方法，各州府山形水勢的記載及各處往回針路、羅經方向、路程遠近等等。可能由耶穌會士傳入歐洲，後藏於英國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由向達抄回校注，1961年合刊出版。《順風相送》約成書於16世紀末，《指南正法》約成書於17世紀中葉。《順風相送序》：“永樂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國開詔，累次較正針路，牽星圖樣，海嶼水勢山形圖畫一本。”向達《兩種海道針經序言四》：“這些記錄都是那些火長們長年出入於驚濤駭浪中所積累起來的經驗。對於研究地理學史、航海史、中外關係史以及亞洲各國關係史都提供了可貴的資料。”張崇根《關於〈兩種海道針經〉的著作年代》：“《順風相送》的成書，並不是某人在某一時間寫成的。它是長期流傳在民間的一種‘航海針經’，它的祖本可以追溯到明初，其後，經過幾代舟師的補充修正，到了十六世紀末葉，才有人將它修訂成今天所見到的本子。”
黃省曾與西洋朝貢典錄黃省曾，明代學者、文學家。字勉之，江蘇吳縣人，嘉靖舉人，文章學六朝，關心世事，好地理之學。撰有《輿地經》、《五嶽山人集》等，以所編《西洋朝貢典錄》三卷最為著名。此書文字雅正，多匡正《星槎勝覽》、《瀛涯勝覽》之舛誤，補益二書之所無，為記述鄭和下西洋的又一部重要史籍。然作者不諳海外地理，亦時有錯失。其書記西洋諸國與中國往來者二十三，每國一篇，篇各有論。凡道裏遠近、風俗美惡、物產器用之殊，言語服飾之異，無不詳載。因而受到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學者的重視。今有謝方校注本。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自序》：“餘乃摭拾譯人之言，若《星槎》、《瀛涯》、《針位》諸編，一約之典要，文之法言，征之父老，稽之寶訓。”謝方《西洋朝貢典錄校注前言》：“由於《典錄》所據的《瀛涯》、《星槎》版本較早，與今通行本均稍有不同，因此，三書互校，都可以發現各自的一些錯訛……本書也著重記載了各地的土特產品和‘貢品’（商品）的資料，有些為《瀛涯》、《星槎》所無，這對研究明代對外貿易和南海各地的經濟狀況，都有參考價值。”
徐光啟和西學引進徐光啟（1562—1633）明代科學家。字子先，號玄扈，鬆江上海（今上海市）人。祖輩經商，後家道中落。萬曆九年秀才，二十五年舉人，三十二年進士。崇禎五年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機務。卒諡文定。中年起從西洋教士習西學，盡通其術。譯著極為豐富，主要有《幾何原本》六卷、《泰西水利》六卷、《測量法義》一卷、《測量異同》一卷、《勾股義》一卷、《農政全書》六十卷、《崇禎曆書》一百三十七卷，等等。為我國引進西學的第一人。今人輯有《徐光啟集》。徐驥《文定公行實》：“文定為人寬仁願確，樸誠淡漠，於物無所好，惟好學，惟好經濟。考古證今，廣谘博訊，遇一人輒問，至一地輒問，問則隨聞隨筆，一事一物，必講究精研，不窮其極不已。故學問皆有根本，議論皆有實見，卓識沉機，通達大體。”《明史·徐光啟傳》：“光啟雅負經濟才，有誌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溫體仁專政，不能有所建白。”清阮元《疇人傳·徐光啟》：“迄今言甄明西學者，必稱光啟。”王重民《徐光啟》：“他是中國士大夫中和西方文化相接觸的第一個重要代表人物……熱愛祖國、熱愛科學、熱望用科學富國利民，則是他終生不渝的一貫宗旨。”
隱元與日本黃檗文化明末，中國禪宗高僧隱元（1592—1673）東渡日本，日本寬文元年（1661）在京都郊外建黃檗山萬福寺，開創日本佛教黃檗宗，率眾弟子大力傳播中華文化。除禪法外，在建築、書法、繪畫、雕塑、音樂、醫學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等各方麵，均給日本較大影響，史稱“黃檗文化”。［日］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第六章第二節：“陸續來日的明清僧人給日本宗教界以許多刺激，而對於日本文化各個方麵也都產生了顯著的影響。”［日］中村新太郎《日中兩千年》：“由於思念故鄉，隱元把這座寺命名為黃檗山萬福寺。盡管一出山門就能聽到日本的采茶歌，但這座寺院卻完全是按照中國式的風格建造的。不僅是房屋，而且連寺中的製度規定，也都沿用中國的慣例。在臨濟宗和曹洞宗之外，在這裏又興起了黃檗宗。同黃檗宗一道，還傳來了煎茶的方法和素菜的做法。”［日］榊莫山《日本書法史》：“這些黃檗僧們不僅擅長書、畫、詩文，在醫學、建築、雕刻上也顯示出第一流的見識。”陳玉龍《鄰邦一衣帶水，翰墨萬斛深情》：“當時的黃檗山簡直成了明清名人書畫的美術館，琳琅滿目，極一時之盛。”參見“隱元與日本黃檗宗”。
朱舜水與日本朱舜水（1600—1682）名之瑜，字魯璵，號舜水。浙江餘姚人。明末愛國誌士，致力於中日文化交流的著名學者。清兵陷南京，自舟山乞師日本，幾經周折未成。南明永曆十三年（1659）兵敗後東渡避居日本。受到水戶藩主德川光國的賓師之禮，遂“終日諄諄，論文講禮”，竭誠傳播中國文化。對日本學界影響深遠，貢獻殊大。身後稱“文恭先生”，有《朱舜水全集》傳世。［日］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明清篇》第六章第四節：“除此之外，來到日本的明清人對日本的儒學、詩文學、繪畫、書法、醫道、工藝等的發展作出貢獻的還很多。其中給日本精神文化以最大影響的是明朝遺臣朱舜水……寬文五年（1665）被德川光國請去作為賓師，大興水戶學派，開創修史之風，並建築聖堂以垂範。”［日］中村新太郎《日中兩千年》：“在朱舜水的教導下，以德川光國為首的安積淡泊、小宅生順、人見卜幽等水戶藩的早期學者們，學業日見精深。不僅是水戶藩，連加賀藩都專門派來了學者，向朱舜水請教學問。當時有名的學者木下順庵、山鹿素行，都和朱舜水有著交往，朱舜水幫助他們閱讀著作、研究問題。”
廣州與海外貿易廣州為中國古代文化名城、“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之一。別稱楚亭、番禺、越城、五羊城、羊城、仙城、穗城、石羊城、羊石城、仙羊城等。秦於其地置南海郡，漢初為南越王趙佗所據，三國吳設廣州，晉宋以後因之，並治南海郡。其地物產豐富，農工發達，以稻米、蠶桑、絲織、水果、藥材、水產、造船、工藝品為著。商業繁盛。秦漢時，通商四海。唐開元二年（714）首置市舶司。隋、唐、北宋三代，海舶輻輳，商客雲集，蕃坊林立，冠於國中。南宋、元二朝，與泉州互為伯仲。至明、清時，因海盜、海禁之故，時起時落。及近代，於外務中地位日趨重要，是中國南方最大和最重要的海港。《漢書·地理誌下》：“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玳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中國，指北方中原地區。阿拉伯佚名作者《中國印度見聞錄》卷一：“廣府（州）是個港口，船隻在那裏停泊，另有其他近二十個城市歸於廣府管轄。”陳嘉震等《航運史話·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廣州，港內桅檣林立，旌旗飄揚，巨舶進進出出，從廣州開出的船每天就有十餘艘；中外各國商賈雲集，市場熙熙攘攘，華麗的中國絲綢和世界各國的奇珍異寶琳琅滿目，一片繁榮景象。”
泉州與海外交通泉州別稱鯉城、溫陵、刺桐城、刺桐港、桐城。中國古代文化名城，“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著名僑鄉。古為越地。隋開皇九年（589）始設州，州治在今福州，唐景雲二年（711）移至今南安豐州，開元六年移至今泉州；元至元十五年（1278）改州為路；明洪武元年（1368）改路為府，領七縣，清雍正起領五縣。西晉末，八姓入閩，人文漸盛，至北宋升為望郡。中唐起，“市井十洲人”、“蕃客”多至“數以萬計”。佛、伊斯蘭、道、婆羅門、明、景諸教香火興旺。多古橋，福建巨型石梁橋，泉州十有其九。物產豐富，以稻禾、茶葉、蔗糖、荔枝、絲綢、陶瓷等為最著名。泉州西臨東海，曆史上為我國重要的對外港口，早在南朝時就與國外有所交往，至唐代，為我國四大商港之一；南宋時，與廣州為全國兩大商港；至元代，“梯航萬國”，海外貿易居全國首位，與埃及亞曆山大港並稱世界上最大的貿易港。明、清實行禁海、遷界政策，自此中落。今泉州建有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專門陳列古海船等有關遺物。《宋史·地理誌五》：“泉州……本上郡。大觀元年，升為望郡。崇寧，戶二十萬一千四百六。”宋謝履《泉南歌》：“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意大利馬可·波羅《東方聞見錄》：“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雲集這裏，貨物堆積如山。”《伊本·白圖泰遊記》：“泉州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港中有大船百餘艘，小船不可勝數。”
漢字東傳日本原無文字，因漢字的傳入，而借用漢字草書字形創製了平假名，借用漢字楷書偏旁創製了片假名。一般認為漢字東傳約始於應神天皇時代（270—310）。倭王武於南朝宋順帝升明二年（478）進上的表文，是流傳至今最古的漢文，其體駢儷，為標準的六朝風格。漢字東傳，開拓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新裏程。它不但說明了中國文化傳到日本列島的過程，同時也有力促進了日本的開化和進步。《隋書·東夷傳·倭國》：“魏時，譯通中國……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日］《日本書紀》：“〔應神天皇〕十六年（285）春二月，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故所謂王仁者是書首等之始祖也。”［日］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漢六朝篇》：“據說漢字開始傳到日本是在應神天皇時代（270—310），先是百濟的阿直岐來到日本擔任皇子菟道稚郎子的教師，後來王仁來到日本獻出《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但在倭女王國中，在比這稍早的卑彌呼時代，就一定有人能懂漢語，多少能讀些漢字了。魏人所熟悉的難升米和曾兩度出使魏朝的掖邪狗，可能就是這樣的人物……不過，這些文字還隻是外交和貿易上的實用符號，而不是表現思想的工具。”
空海與中日文化交流空海（774—835），日本高僧，真言宗創始人。俗姓佐伯，名真魚，讚岐（今香川縣）人。法號遍照金剛。十五歲學儒，後信佛。日本延曆二十三年（804）入唐求法，後師事惠果。三年後得密宗真傳，奉師命回國廣傳真言宗。創辦日本最早私立學校“綜藝種智院”，除教授儒道、佛教經典之外，還教授陰陽、律法、醫學、工藝、音樂等課程，廣泛傳布中國文化。著有《十住心論》、《即身成佛義》、《辯顯密二教論》、《秘藏寶鑰》、《般若心經秘鍵》以及《文鏡秘府論》、《篆隸萬象名義》、《靈性集》、《風信帖》等。身後八十六年被追諡“弘法大師”號。對中日文化交流貢獻殊大，後人以鑒真比之。［日］高演《弘法大師正傳》：“大師於是得兩部密教，為本邦密宗之開祖，所謂秘密真言，此時而立也。”［日］中村新太郎《日中兩千年·最澄與空海》：“空海還開辦了一所名為綜藝種智院的學校，為貴族子弟以外的人開辟了一條就學之路。”
歸化人日本史籍稱早期移居日本的華人。因東渡有先後，故有“秦人”、“漢人”、“新漢人”等不同稱謂。他們數量眾多，不僅在血緣上，而且在科學文化上，包括在農業、蠶絲業、製造業、建築、雕刻、繪畫、醫學以及儒學、佛教等諸方麵都給日本以很大影響。［日］《古語拾遺》：“秦漢百濟內附之民，各以萬計。”［日］罔晃《歸化人》：“雖然流行著我們的祖先同化了歸化人的說法，但並非如此，歸化人就是我們的祖先。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不是為了日本人才做的，他們本身就是一個日本人在做工作。”［日］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漢六朝篇》第四章第二節：“大量秦人、漢人歸化日本，他們的子孫大量繁衍，融合成為日本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民族史上來看是件重大的事，但更加重要的是他們對於日本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很多貢獻。他們傳播的文化上的影響，可能遍及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麵，特別顯著的是他們對於養蠶織綢事業的發展作出的貢獻。”
遣隋使公元600年（隋開皇二十年，日推古天皇八年）至614年（隋大業十年，日推古天皇二十二年），日本為著政治和學習漢文化的目的，四次向中國隋朝派遣使節，史稱“遣隋使”。其中，以第二、三次遣隋大使小野妹子最為著名。遣隋使的派遣，將中日文化交流提高到新的水平，成為日後大規模派遣遣唐使的前奏。《隋書·東夷傳·倭國》：“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日本書紀·日致隋國書》：“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薄冷，尊候何如……今遣大禮蘇因高（小野妹子）、大禮乎那利等往。謹白不具。”［日］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隋唐篇》：“到了推古天皇二十二年六月，又遣犬上禦田鍬、矢田部造使隋，一行於次年七月回國。”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簡史》：“遣隋使的曆史意義在於標誌著日本民族不滿足於自然傳播，而采取派遣使團、留學生與留學僧互接汲取中國先進文明、改造國家的積極行動的肇始。他們是後來長期、連續派遣的遣唐使的當之無愧的先驅。”
小野妹子使隋小野妹子，日本著名遣隋大使，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驅者。音譯蘇因高，是大和豪族中與皇族有親緣關係的世家子弟。公元607年（隋大業三年，日推古天皇十五年）領大使銜出使隋朝。因國書中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耶”句，煬帝不悅。經解釋，乃以裴世清等使日回訪，受到日皇廷歡迎。608年9月，日本又遭小野妹子為大使、吉士雄成為小使、鞍作福利為通事，與裴世清等同行使隋。隨行的還有留學生四人、學問僧四人。日本認為小野妹子是出使隋朝的第一人。《日本書紀·推古天皇紀》：“十五年秋七月戊申之朔庚戌，遣大使小野妹子於大隋，以鞍作福利為通事。”
遣唐使自遣隋使之後，日本王朝於舒明天皇二年（630）至宇多天皇寬平六年（894）派往唐朝的友好使者。當時，日本稱之為“西海使”、“入唐使”。中國稱之為“日本朝貢使”。前後共派遣四期十九次，實際入唐十六次。每次人數不等，最多的一次達六百五十一人。成員通常有通達經史的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等文官，還有通曉醫學、美術、音樂等各色技藝的隨員及學問僧、留學生。他們不畏艱險，堅韌不拔，執著追求大唐文明。回國後多位列公卿，參與國政，對中日文化交流影響巨大。［日］《書紀·推古天皇紀》：“大唐國者，法式備定，珍國也，常須達。”《日本高僧傳要文抄》卷三：“玄宗在召見遣唐大使藤原清河時說：‘聞日本國有賢君，今見使者趨揖自異，禮義國之稱洵不誣也。’”［日］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隋唐篇》：“在遣唐使團成員中還有知乘船事、造舶都匠、譯語、主神、醫師、陰陽師、畫師、史生、射手、船師、音樂長、新羅譯語、奄美譯語、卜部、雜使、音聲生、玉生、鍛生、鑄生、細工生、船匠、舵師、傔人、挾抄、水手長、水手等人。此外還有很多學問僧、學生和他們的傔從等人隨行。”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簡史》：“遣唐使……給日本帶來文明立國的榜樣，從物質到精神給日本朝野注入了新的活力，為以後乃至今天日本的輝煌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中日兩國友好往來譜寫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篇章。因此，遣唐使的豐功偉績值得大書特書，它將永遠為後人緬懷和傳頌。”
留學生本指隨遣唐使來華長期留居，學習儒術、文學、法律、天文、醫學、技藝的日本人。在華短期學習後隨使回國者稱“還學生”。與此相類，在華專習佛學的，稱“留學僧”、“還學僧”。在國內已經學有所成，隻在某些方麵需要進修提高的，稱為“請益生”和“請益僧”。他們大都堅毅自強，百折不撓、出類拔萃者不乏其人，對中日文化交流、播揚華夏文明、推動日本社會發展，作出了貢獻。後乃泛稱在他國學習的學生為留學生。［日］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隋唐篇》：“在平安朝的遣唐學生和學問僧中，還有叫做‘還學生’和‘還學僧’的特殊人物。所謂‘還’是去而複回的意思，是指隨遣唐使去並隨同遣唐使回來的人。在《續日本後記》等書中，還常見請益生和請益僧的名稱，所謂請益是已經受過教但還要進一步請教的意思。”［日］中村新太郎《日中兩千年·遣唐使》：“他們（留學生）要廣泛吸取唐朝文化，並把他帶回日本普及推廣，從而豐富和發展我國的文化。”池步洲《日本遣唐簡史》：“這些留學生是學術專家、技術專家、分別發揮其留學所得的新知識，應用於各個領域，對於日本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的提高起著顯著的作用。”
唐代三大印度天文世家指唐時印度迦葉、瞿曇、拘摩羅三大來華天文世家。其中，以瞿曇一家作為最多，曾四代供職於司天台，長達一百多年。致使開元、天寶間有“瞿曇監”之稱，這一家族中又以瞿曇悉達最為著名。唐楊景風《宿曜經注》：“凡欲知五星所在者，天竺曆術推知何宿具知也。今有迦葉氏、瞿曇氏、拘摩羅等三家天竺曆，並掌在太史閣。然今之用多瞿曇氏曆，與大術相參供奉耳。”［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天學》：“瞿曇家族中的第一人是公元697—698年間提出兩種曆法的瞿曇羅，但最偉大的人物是本書多次提到的瞿曇悉達，他曾輯成《開元占經》（729），書中使用了零這個符號，還有其他一些革新。”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第一冊：“至於瞿曇悉達所譯的《九執曆》是天竺曆的典型；從《九執曆》可以知道印度古曆的大概。”
瞿曇悉達與開元占經瞿曇悉達，唐代天文學家。約生於公元7世紀後半葉，卒於公元8世紀上半葉。世居長安。先世可能由天竺移居中國。祖名瞿曇逸，父名瞿曇羅。瞿曇悉達第四子名瞿曇，生子六人，名昇、昪、昱、晃、晏、昴。瞿曇家族世代熟諳印度天文曆法。從瞿晏羅至瞿曇晏，四代供職於皇家天文機構。其中以瞿曇悉達成績最為卓著。公元712年，以太史令身份參加修理北魏所製的鐵渾儀；公元718年奉詔譯天竺《九執曆》；公元718年至726年期間編纂完成《大唐開元占經》（簡稱《開元占經》），輯存了中國自上古到中古時代大量寶貴的天文學資料。宋王應麟《玉海·唐古今曆書》：“《九執》譯於悉達。”［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天學》：“我們在今天能看到中國上古、中古代最龐大的天文學資料集，還應當感謝一個印度人——瞿曇悉達。”
朝衡仕唐朝衡（？—770年），也譯作晁衡，原名阿倍仲麻呂。日本著名學者、詩人。日本奈良時代的遣唐留學生。唐開元五年（717）來華入太學，學業精進，深得玄宗讚賞。仕於唐，曆任司經校書、左拾遺、左補闕、儀王友、衛尉少卿、秘書監兼衛卿等職。與大詩人王維、李白等多交誼。天寶十二年（753），以唐使身份與日使同行返日。途遇狂風，漂泊至安南，後輾轉回長安。先後任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安南節度使等。大曆五年（770），以七十三歲高齡逝世。追贈“潞州大都督”。日皇廷亦追授他正二位。唐李白《哭晁卿衡》詩：“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新唐書·東夷傳·日本》：“其副朝臣仲滿（即阿倍仲麻呂）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曆左補闕，儀王友，多所該識，久乃還……天寶十二載，朝衡複入朝，上元中，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朝衡《銜命返國作》詩：“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伏奏違金闕，銜驂去玉津。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林。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簡史》：“遣唐留學生中，為中日友好往來譜寫了至今傳頌不絕的輝煌篇章的，首推阿倍仲麻呂。”［日］源鬆苗《日本國史》卷二：“衡留於唐，前後五十年，博覽多識，當時我邦才學之士甚多，而吉備、朝衡二人最擅名海西雲。朝或作晁。”海西，指中國。
唐大和上東征傳簡稱《東征傳》。中外文化交流史名著。日本淡海三船據思托《大唐傳戒師僧名記大和上鑒真傳》（又稱《鑒真和上傳》、《鑒真傳》），於日寶龜十年（779）改寫而成。是研究中日古代文化交流，尤其是鑒真東渡的重要資料，為曆代史家所重視。《延曆僧錄·思托自傳》：“後真和上移住唐寺，被人謗，思托述和上行記，兼請淡海真人元開述東征傳荃，則揚先德，流芳後昆。”日本《招提千歲略記》：“真人元開之撰，是雲‘略傳’，指思托之述雲‘廣傳’也。”［日］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隋唐篇》第五章第四節：“此書（指思托所著《鑒真傳》）似乎就是寶龜十年（779）淡海真人元開即三船所撰的《唐大和上東征傳》（收於《群書類叢·傳部》中）的底本。”
遍照金剛與文鏡秘府論遍照金剛即日本入唐高僧、真言宗創始人空海。《文鏡秘府論》為其返國後所撰，署名遍照金剛。其書分天、地、東、南、西、北六卷，專論漢詩文，依據他從中國帶回的崔融《唐朝新定詩格》、王昌齡《詩格》、元兢《詩腦髓》、皎然《詩議》等書，排比編纂而成。據日本學者研究，此書約完成於日本弘仁七年（816）前後，此後流傳甚廣。清光緒間，楊守敬赴日訪書，歸國後加以介紹，始引起我國學者注意。空海編纂此書，目的為向日本人民介紹中國詩學精華，使讀者“不尋千裏，蛇珠自得，不煩旁搜，雕龍可期”（《文鏡秘府論序》）。書中天卷論音韻，地卷論體勢，東卷論對偶，南卷論文意，西卷論文病，北卷論對屬。其關於詩歌聲律的最早的材料，在中國大部分早已散佚，因而對考察我國從古詩到律詩的過渡情況，對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今有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周維德的點校本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版的王利器的《文鏡秘府論校注》。空海《文鏡秘府論》序：“總有一十五種類：謂聲譜、調聲、八種韻、四聲論、十七勢、十四例、六義、十體、八階、六誌、二十九種對，文三十種病累、十種疾、論文意、論對屬等是也。”清楊守敬《日本訪書誌》卷十三：“其所引唐人詩尤多秘篇，不可勝舉。又引齊太子舍人李節《音韻決疑》，亦《隋書·經籍誌》所不載，尤考古者所樂觀也。”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前言》：“大師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作出的貢獻，固已曠絕古今，而其業績當為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銘記不衰的，那就要數《文鏡秘府論》了。”黃道立《日本著名高僧空海·傳播文化》：“它不僅吸取了中國六朝至唐代的許多詩歌理論，參考了如沈約的《四聲譜》、王昌齡的《詩格》、劉勰的《文心雕龍》等重要書籍，而且還輯錄了不少中國唐以前文人的詩篇，保存了許多中國語言學和音韻學的重要資料。”參見“空海與中日文化交流”。
圓仁與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圓仁（也寫作元仁）為日本入唐請益僧，俗姓壬生氏，下野（今櫪木縣）都賀郡人。九歲出家，十五歲師事最澄。開成三年（838）入唐求法，苦學顯密二教，曆揚州、楚州、密州、五台山、長安等地。後值武宗滅佛，迭受波折，同時也廣泛接觸了社會各階層。大中元年（847）回國，致力弘揚大乘戒律，為日本天台宗第三代座主，身後諡“慈覺大師”。求學期間，用漢文以日記形式記錄所見所聞，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此書又稱《入唐求法巡禮記》、《入唐巡禮記》、《五台山巡禮記》、《求法記》等。第一卷記入唐經過及從揚州北上；第二卷記從山東到五台山；第三卷記五台山巡禮及至長安受學；第四卷記唐武宗滅佛及歸國情況。所記翔實可靠，俱為親身見聞，是研究唐代宗教、社會及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史料。［日］中村新太郎《日中兩千年·元仁的長途旅行》：“元仁早在馬可·波羅之前四百多年，在九年多時間裏日複一日、不厭其煩地記下他的旅行日記，寫成了《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全書共有四卷，約七萬字以上，全部用漢字寫成。這在當時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珍貴文獻資料。”利濟《東方三大旅行記》：“《大唐西域記》、《馬可波羅遊記》和《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是世界著名的東方三大旅行記，在人類旅遊史上享有極高的聲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