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征用”的政策製定上，農民完全被排斥在外，他們的意誌、願望、要求得不到正常表達，隻能被動接受政策的執行，這是很不公平的。“打土豪，分田地”，實現“耕者有其田”，曾經是共產黨號召農民革命的響亮口號和奮鬥目標，土地改革終於實現了中國農民的千年夢想。在農業集體化過程中，農民交出了剛到手的土地證，按理土地使用權、所有權仍然應歸屬組織起來的農民（農村集體），但隨著農村集體組織（人民公社）的解體，土地的歸屬權卻沒有返還農民，而是上交給國家，再由國家以承包形式把使用權交還農民。農民失去了土地所有權，當然也就失去了“土地轉讓”的權力。征用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農民卻不能參與征地政策的製定，由地方政府單方麵製定的征地政策的公平性何以體現？！如果再加上執行過程中某些官員與地產商勾結坑農，其公正性又何以體現？！在“公平”與“公正”都缺失的情況下，矛盾激化就難以避免。不少地方因“土地征用”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大多就是這樣造成的。
其次，某些社會政策導向有失公平。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們的政策從總體上說是正確的，這已從我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得到證明，。在經濟政策上，我們打破過去的絕對平均主義，強調效率，這本無可厚非，但把追求經濟效率這種價值導向擴及到教育、醫療等某些社會政策，就值得我們深刻反省。例如，眼下老百姓把“教育”、“醫療”、“住房”謔稱為新“三座大山”。
在教育投入非常有限（目前我國教育經費投入隻占GDP的3.3%左右，水平僅相當於美國100年前，日本50年前。即使在發展中國家也屬中等偏下水平，越南、老撾人均GDP隻有中國的1/3，但教育政策卻實行免費教育）的情況下，我們的教育政策多年來都向“精英教育”傾斜，對最需要知識、最需要人才的廣大農村、落後地區的教育投入卻少得可憐。即使在城市，教育資源分配也不公平。各種重點學校集中了社會最優教育資源，但其高額費用將貧民、平民子弟拒之門外，成為“貴族學校”。特別是“教育產業化”口號的提出，集中體現了我們的教育政策導向。教育從廣義上講也是一種有投入有產出（人才）的特殊產業，是政府的產業，決不能以“教育產業化”為理由把教育完全推向市場。有專家學者指出，“教育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已成為社會的共識。
我們的社會醫療衛生政策也在醫院“企業化”的改革過程中劍走偏鋒。為甩掉多年來公費醫療這個沉重的包袱，進行必要的改革是對的，但讓醫院完全按市場規則運作，急功近利使醫院成了“醫院大門八字開，有病無錢莫進來”，“救死扶傷”的醫療天職已名存實亡。高得離譜的藥費、治療費不僅使廣大農民不敢進醫院，也令城市貧民、平民望而卻步。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部部長韓俊的報告：我國城市居民80—90%死在醫院，農村人口卻是80—90%死在家裏，農民最怕進醫院門和學校門。據世界衛生組織（WH0）的評估報告，在公共衛生平等上，中國排名僅為倒數第4名。
在住房政策上，從過去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福利分房”到今天的“住房商品化”，改革進程之短，變化之快，成績之顯著，都是出乎意料的。然而，住房政策完全按市場規則操作必然會造成對城市貧民、平民及農民工的傷害。所以，今天才會出現一邊是急需住房的廣大城市居民； 一邊是由富人購置卻無人居住待價而沽的高樓、別墅。即使某些城市搞了“平價房”，但“平價”也是平民百姓承受不了的高價，而這些平價房多數又由富人們通過種種手段購置囤積，等待升值。近年來富人們到處炒房，使得房價直線上升，更令普通百姓望洋興歎！看來，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疪天下寒士皆歡顏”的心願仍未實現。
此外，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政策也存在明顯不公平。按理，開征個人所得稅是政府調節個人分配、縮小兩極差距、體現社會公平的主要手段，其價值取向有“截富濟貧”之特點。然而，目前我國的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現實狀況卻是占人口總數80%的工薪階層和農民隻擁有全部存款的20%，而他們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卻占個人所得稅的90%；而占人口20%的富人階層（如私營企業主、歌星、球星、影星、名律師等），擁有全部存款的80%，但他們的個人所得稅卻隻占10%（在美國，個稅的60%來自20％的高收入人群）。而且，富人階層不僅少繳納個人所得稅，反而更多的享受了稅收回報。眾所周知，我國稅收的很大一部分轉變為政府對道路、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的投資，而這些設施恰恰更多的是有利富人階層投資經營或出行方便。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為塑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知名度，竟然用納稅人的錢來追捧各種歌星、影星、球星、主持明星，使納稅人的錢直接流入富人階層的腰包。所以，“截富濟貧”變成了“劫貧濟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