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名在姓名問題中，是一個不容忽略的課題。顧名思義，假名就是為了隱匿真實的姓名而使用的名字。也就是說，在一定的場合下，假名具有替代真實姓名的作用。前麵我們談到的字和自號也具有替代正式名字的作用，二者有何區別呢一、字和自號與名隻是非正式和正式的關係，不存在真假的問題。從真假的角度說，字和自號與名一樣，都是真實的名字。二、字和自號取代名字，目的不是為了隱匿姓名，隻是為了防止名的濫用。因此，當需要標明姓氏時，姓氏不能改換。假名則不然，為了隱匿真實的姓名，不僅名可以改換，姓氏也可以改換。可以說，名、字、號是三種並行的符號，而假名和真名是互相排斥的。凡使用假名的人，一般不會同時使用真名。假名也不同於改名。改名是棄舊圖新，將舊名廢棄，以新名行世。假名隻是在一些特殊的場合裏使用，一旦離開這些場合，真名還要恢複使用。
《魯迅全集》中，收錄了許多魯迅先生同他人的通信，信末署名有不少是使用假名的。例如：（冬芬愷良
陳仲山文公直
未名王鑄華約瑟羅撫）
這些假名可分為兩種類型：
1.姓名模式。如：
冬芬陳仲山文公直
王鑄華約瑟羅撫
2.非姓名模式。如：
.愷良未名
姓名模式就是有姓有名，看上去很像真實的姓名。非姓名模式則沒有姓氏。其中類隻是字母，局外人甚至連這些字母的含義都不清楚。
由此可見，研究假名不能隻局限於名字，必須把姓氏也放進去考察，這一點同研究字和自號有很大的差異。
假名的種類很多，大體上可分為化名、代號、法名、筆名、藝名等幾種，我們分別加以討論。
一、化名和代號
化名是使用最為廣泛的假名，也是最為典型的假名。所謂化名，就是指為了應付某種情況——多半是不利於自己的情況——而臨時使用的假名。這樣的假名可以隱匿自己的真實姓名和身分，把別人的注意力從自己身上引開。例如，戰國時期有個名叫範睢的人，由於受到魏相魏齊和中大夫須賈的迫害，便裝死出逃。“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範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見於《史記範睢蔡澤列傳》）範睢化名張祿，就是為了擺脫魏齊和須賈的追捕。如果他不使用化名，在魏國便寸步難行，更無法實現他報仇的計劃。後來，他用化名來到秦國，深得秦昭王的信賴，並拜他為相，委以重任。《史記》這樣記載的：
2（範睢）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範睢）已死久矣。（魏）聞（秦）且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範睢）聞之，為微行，敝衣閑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範叔）固無恙乎！”（範睢）曰：“然。”（須賈）笑曰：“（範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範）（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為見君於（張君）。”
這段記述十分精彩地顯示出化名的作用。須賈至秦，本來要見秦相的。然而，在他的心目中，張祿是張祿，範睢是範睢，二者風馬牛不相及，於是演出一幕托範睢走後門見張祿的喜劇。接著，範睢親自駕車送須賈去秦相府。
2府中望見，有識者皆辟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範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範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至此，真相大白，原來張祿就是範睢，範睢就是張祿。化名的結果使須賈隻知範睢，不知張祿，而秦國人多數隻知張祿，不知範睢。
《三國誌魏書武帝紀》雲，董卓擅權，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三國演義》第四回是這樣描寫的：
2且說（曹操）逃出城外，飛奔（譙郡）。路經（中牟）縣，為守關軍士所獲，擒見縣令。（操）言：“我是客商，複姓（皇甫）。”縣令熟視（曹操），沉吟半晌，乃曰：“吾前在（洛陽）求官時，曾認得汝是（曹操），如何隱諱！且把來監下，明日解去京師請賞。”
曹操使用化名沒有成功，但這並不是化名本身的問題，而是因為縣令認識曹操。這說明化名的使用是有條件的，不是所有的場合都能行得通。其基本條件都是使用化名的人不能讓人知道自己的真名。
化名有兩種類型，一是公開場合使用的化名，一是隱匿場合使用的化名。
所謂公開場合使用的化名，就是指在公開場合裏，化名使用者對外宣布的化名。在內部，如對親屬、朋友、自己人，仍然使用真名。這種化名的特點，就是要使別人相信化名是真名。因此，一般是采用姓名模式。如範睢化名張祿，姓張名祿，有姓有名，不容易引起別人的懷疑。這種化名，姓氏的有無至關重要。曹操在受到盤問時，首先聲明自己“複姓皇甫”，正顯示出姓氏對這種化名的重要意義。如果使用非姓名模式，別人一聽，就知其假，使用化名的目的也就很難達到。我國的姓氏有大姓、小姓之分。許多小姓“小”到不為人所知的地步。使用這樣的姓，盡管也屬於姓名模式，但別人聽了不像姓名，至少引起別人的注意，這對使用化名的人來說，顯然是不利的。因此，化名多半采用大姓，或者是為人們所熟知的姓。
《水滸》這部小說稱得上是一部“綽號大全”，其實那裏麵關於化名的描寫也不少。例如第五十六回“吳用使時遷偷甲，湯隆賺徐寧上山”中，時遷化名張一，前去接應的鐵叫子樂和則化名李榮。事成之後，才由湯隆向徐寧解釋道：“……是小弟獻此鉤鐮槍法，隻除是哥哥會使。由此定這條計：使時遷先來盜了你的甲，卻教小弟賺哥哥上路，後使樂和假做李榮，過山時，下了蒙汗藥，請哥哥上山來坐把交椅。”可以肯定，如果不使用化名，要把徐寧賺上梁山是不可能的。第四十三回“假李逵翦徑劫單身，黑旋風沂嶺殺四虎”中，李逵殺了四隻老虎以後，曹太公問他：“壯士高姓名諱”此時他要直言“黑旋風李逵”，結局可想而知。這位魯莽漢子一點兒也不湖塗。他回答說：“我姓張……無名，隻喚做張大膽。”這段話很精彩，突出了李逵的個性特點。張姓是大姓，人人皆可隨口而來，名則需要斟酌，這對於目不識丁的李逵來說，並不容易。況且像他這樣快人快馬的性子，也不願意耗這個腦子。於是便謅出個“張大膽”的綽號來。第三十三回“宋江夜看小鼇山，花榮大鬧清風寨”中，宋江不慎落到知寨劉高手中，便使用化名“張三”，卻不料花榮寫信向劉高要人，又使用了“劉丈”這個化名。劉高大怒，罵道：“花榮這廝無禮！你是朝廷命官，如何卻與強賊通同，也來瞞我！我賊已招是鄆城縣張三，你卻如何寫濟州劉丈！俺須不是你侮弄的！你寫他姓劉，是和我同姓，恁的我便放了他”花榮的弄巧成拙，本來已經說明“張三”和“劉丈”兩個名字均是化名，可惜這位劉高智商太低，他隻是從花榮有意套近乎的角度考慮問題，便以為“張三”是真實姓名。從這些描寫中可以看出，他們使用的張、李、劉等姓氏無一不是大姓。曹操使用的“皇甫”，雖算不上大姓，但漢時有皇甫規、皇甫嵩二人，均係朝廷重臣，董卓之亂時，皇甫規的妻子因反抗董卓的淩辱，為董卓所鞭殺。可以肯定，漢人對“皇甫”這個姓氏是不陌生的。
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我國人民為了民族的解放事業，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進行了長達一百多年的英勇鬥爭。這場鬥爭的殘酷性無庸贅述。革命者為了有效地保護自己，以達到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目的，運用各種可能運用的武器。化名就是其中重要的武器之一。特別是在敵人的後方從事革命工作的人，不使用化名，有時甚至連塊立足之地都難以找到。化名起了一種保護色的作用，掩護他們同敵人周旋。
如辛亥革命的領導人之一黃克強早年曾化名張和尚，他在桂林與著名書畫家齊白石相識，齊白石隻知道他是張和尚。民國以後，齊白石才恍然大悟，這位張和尚竟是赫赫有名的黃克強。黃克強使用化名的目的當然不是為了欺騙齊白石，而是為了應付統治者。但既然已經用了化名，就不能隨意露出痕跡，稍有不慎，便危在旦夕，因此，即使對齊白石，他也隻能以張和尚的麵目出現。
1927年7月0日，郭沫若從九江到南昌找朱德。在白色恐怖中，“郭沫若”三個字使他寸步難行，他隻好化名高浩然，用這個名字去闖關過隘。當他發表了膾炙人口的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後，蔣介石惱羞成怒，馬上下了通緝令，使他在國內無法安身，他隻好東渡日本避難。一路上，為了避開敵人的耳目，他又化名吳誠，使蔣介石的通緝令化為一紙空文。
1947年月，蔣介石調集了二十萬正規軍，企圖一舉殲滅設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總指揮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決定暫時撤離延安。當時形勢十分嚴峻，敵人的特務密探四處活動，到處尋找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蹤跡。這種情況下，隻要有人呼喊毛澤東或其他領導人的名字，秘密就可能泄露。為了迷惑敵人的耳目，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都使用了化名，如毛澤東便化名李德勝。蔣介石的這次行動，不僅沒有捕捉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行蹤，反而以損兵折將的慘敗而告終。這樣的結果如果忽略了化名的作用，那是不公平的。
像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隻要查一查史料便可以得知，凡是經曆過白色恐怖的革命者，沒有使用過化名的恐怕為數不多。有的人甚至使用過幾個乃至更多的化名。許多以民主革命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也涉及到使用化名的問題。
例如長篇小說《紅岩》，這是一部反映地下鬥爭的作品，裏麵就多次涉及到使用化名的問題。女大學生成瑤身份暴露之後，中共地下黨的負責人與她進行了這樣的交談：
2“你不能再回學校去了。黎紀綱知道你，而且其他有關的同學也轉移了。”李敬原扶著成瑤的肩頭，“今後，你改名陳靜。耳東陳，安靜的靜，記著，陳靜……”
不久，一個自稱“陳靜”的《蜀光日報》的年輕女記者就出現在敵人麵前，同敵人進行巧妙的周旋。
化名的使用，並非僅僅限於革命者。任何人隻要認為使用真名對自己不利，都有可能使用化名。即使在現代化管理日益嚴密、科學的今天，使用化名的情況也是無法消除的。特別是那些與人民為敵的惡人，為了逃脫人民的懲罰，同樣也需要化名掩蓋自己的嘴臉。《紅岩》中，特務分子鄭克昌就曾經化名高邦晉混在監獄裏活動。近幾年各地警方破獲的刑事案件中，罪犯使用化名的情況屢見不鮮。例如：
（1）1984年5月，武漢市公安局江漢分局在廣西省賀縣將公安部通緝的盜竊、流氓、陰謀外逃犯沙立實緝捕歸案。該犯係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人，他流竄武漢市作案時化名沙力實，而當他潛逃至廣西賀縣時，又化名謝玉林。
（2）1979年北京市公安局破獲了2月25日京丹27次特快列車上的碎屍案。凶手劉敬芝由於將家中棉套用來包裹屍體，為了掩人耳目，又去彈花社彈了同樣的棉套補上。她去彈棉套時，化名李莉。
1980年上海市公安局黃浦分局破獲了一起百萬元的走私案。案犯之一董誌龍本是廣州公安局通緝的對象，他對外活動時便化名吳有安。
從上述例證可以看出，從事正義事業的化名與為非作歹的化名在形式上是沒有任何差異的。兩者之間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使用化名的動機上。
如果我們撇開善惡是非不論，上述化名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由於客觀環境對自己不利，因而利用化名掩蓋自己的活動。他們的目的就是為了逢凶化吉、化險為夷。這種化名，看上去是在退卻，實際上是在進攻，就像軍人在戰場上利用地形地物一樣。也有一種人使用化名隻是為了超凡脫俗，不使世人知道自己的真實姓名。如東漢人嚴光就是明顯的一例。《後漢書逸民列傳》雲：
2（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糸熏，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
所謂“變名姓”，就是使用了化名。嚴光使用化名，並非由於客觀環境對自己不利。但在隱瞞真實姓名這一點上，嚴光的化名與上述種種化名還是相同的。
和公開場合使用的化名差別較大的，是隱匿場合使用的化名。
所謂隱匿場合使用的化名，就是指在隱匿場合裏，化名使用者偷偷使用的化名。公開場合使用的化名隻是為了掩蓋真實的姓名，並不是掩蓋自己本人，因此，越是公開的場合，越要以化名自稱。隱匿場合使用的化名則不僅要掩蓋真實的姓名，而且還要掩蓋自己本人，因此，在公開的場合裏，使用的倒是真名。如果說公開使用化名者極力想使別人在化名和自己本人之間畫上等號的話，那麼隱匿使用化名者恰恰相反，他們希望別人在化名和自己本人之間畫上不等號。這種隱匿場合使用的化名，通常又稱為匿名。
匿名一般適用於文章或書信之類的署名。由於匿名和匿名者本人在公開場合裏沒有聯係，因而就不必忌諱別人識破化名。這種化名，可以使用姓名模式，也可以使用非姓名模式，這主要取決具體的情況和本人的意願。如前麵我們列舉的魯迅先生與他人通信的化名，既有姓名模式，也有非姓名模式。
1918年月，為了推動新文化運動的前進，《新青年》雜誌發表了著名的“雙簧信”。先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寫信給《新青年》編輯部，以《文學革命之反響》為題，搜集了複古守舊派對新文化運動的各種無知的攻擊和引人發笑的責難，然後發表由劉半農撰寫的《答王敬軒》一文，逐段進行批駁。可以想見，假如錢玄同使用真實姓名，或者人們知道錢玄同就是王敬軒，那麼效果不僅不好，而且容易被複古守舊派抓住把柄，因為錢玄同和劉半農畢竟是同一戰壕的戰友。錢玄同的化名采用姓名模式，目的就是為了使“雙簧戲”演得更逼真。他們的目的達到了，這兩封信當時引起文化界的轟動，成為“五四”時期新舊文學爭論中的著名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