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eration（同性戀解放運動——作者注）開始後就經常討論的一個問題，隻不過以前我沒注意到，現在才發現報刊書籍宣傳材料電視廣播等隨處可見。我不知道中文對homophobia的翻譯是什麼，但現今中國社會的100%的homophobia性是毫不含糊的，應是開始改造改造的時候了。
總之，同性戀在中國的處境也像許多其他問題在中國的情況一樣，麵臨的不是嚴酷的迫害和極端的仇視——西方的同性戀者一度麵臨這樣的迫害和仇視——而主要是主流社會的忽視和蔑視。這本是一種稍好的處境。然而，也因此使中國的同性戀者滋長了一種苟且偷安的心境，希望永遠躲在陰影中生活，與世無爭，不願也不敢發起激烈的改造。這種中庸的處世哲學深種於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和心態之中。因此，這種情況看來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直到西方同性戀權利運動取得更多進展，例如在更多的國家和地區爭得合法地位、同性婚姻權利、平等就業權利，在世界上更多的人們對同性戀的看法有了更大的改變之後，中國的同性戀者才有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為中國社會所接受容納，得到較好的待遇。
第四節Y的遭遇
一位調查對象Y以他半生的遭遇為同性戀者在中國的處境提供了真實的寫照：
在我結束了八年的軍營生活後，來到了我現在的工廠，由於我的氣質及良好的外觀條件，我周圍的師傅們都特別喜歡我。我在單位某車間發現了一個長相非常像我小時候的體育老師的人，鬼使神差讓我一連給他寫了三封信，信的內容簡直可以讓人把我當成一個變態狂，而且非常富有挑逗性。他出賣了我。回顧當時的情景，雖然經過了很多年，仍然讓我心驚肉跳。
那是一個春天的下午，廠保衛處找我談話，我一聽就明白是東窗事發了。那時由於我從未走上過社會，雖然我和我的體育老師及軍營中的幾位戰友有過同性性行為，但彼此之間是那樣的純，根本不清楚在社會這個大千世界裏人們的心態是什麼樣的。但有一點我清楚，就是從此我將身敗名裂。為了保全和我有過接觸的人的名譽，我好漢做事一人當，當時不知從哪兒來的勇氣，平時連一句謊話也不肯說的我，竟然咬定了隻是給這個人寫過三封信，而且和任何人也沒有關係。
當時的訊問是十分嚴肅的，而且一連拘留了我二十餘天。現在回想當時的情況及問訊的詳細情況看，我肯定一點：從訊問我的人員不斷更換這一點看，其中也不乏抱有獵奇心理的人。在反反複複的問訊之後，我寫出的交待材料也有厚厚的一大本了，但也隻是重複的幾個問題，不外是寫了幾封信、在社會上有沒有行為等等。除了寫信有真憑實據外，其他什麼也沒有。
二十天後，在五一節前，單位把我領回去。由於年輕，我根本沒有想過事情的嚴重性。但接著便是災難性的打擊：我站在了審判台上，接受同誌們的批判。這一次是從我的人生頂峰一下子落到了人生的穀底。那些批評的語言之尖刻讓我無地自容。我以一個過來人的眼光去觀察他們，他們之中也不乏其人（指同性戀者——作者注），但那種置我死地而後快的興災樂禍的勁頭讓我傷心極了，甚至想到過死。那一年我24歲。
批判會開了一次又一次，黨內黨外，小組車間，發言的人中有些年長的師傅們語重心長地勸說，陳述嚴重的後果；而言詞激烈的是些和我年歲相仿的同誌，他們中有我過去最好的朋友，為了洗清自己，表示自己的清白，午飯都不和我同桌而食。從此後，小組裏最重最累最髒的活成了我的專利。那時我真是連死的心都有。車間裏把我的檢查分期分批地刊登在板報上。我的一言一行，甚至連說句笑話，車間都能知道，都有人打小報告。最讓我受不了的是背後的指指點點。那時隻要有人對我態度好一點，我都會終生不忘。我有位師兄，他不管別人怎麼說，處處照顧我，勸我想開些，直到現在我不能忘了他的恩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