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新任命》一九八七年在文學刊物《旗》上發表，在社會上引起巨大的轟動。
愛倫堡與特瓦爾多夫斯基是完全不同類型的人。他們的經曆、修養、愛好、接觸的人以及美學觀點都不相同。比如愛倫堡喜愛的詩人，特瓦爾多夫斯基根本看不上眼。但在反思斯大林給蘇聯人民帶來的災難這一點上兩人的看法卻完全一致。愛倫堡第一個宣告蘇聯“解凍”，他在非斯大林化方麵所做出的貢獻無人可及。一九六○年愛倫堡把他寫的回憶錄《人·歲月·生活》交給《新世界》，特瓦爾多夫斯基馬上決定發表。特瓦爾多夫斯基看出回憶錄對反思極權體製將起到的巨大作用，盡管其中的某些觀點他並不讚同。但愛倫堡是蘇聯知名的自由主義者，所以他的著作必須經過蘇共中央審查。
文藝處的人不敢審查，他們都怕同愛倫堡打交道。時任文藝處處長的波利卡爾波夫鑒於前任因愛倫堡而丟官，更不願審查他的回憶錄。他的前任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領導蘇聯文藝界大張旗鼓地批判世界主義。斯大林的世界主義有特定的含義，他擔心到過國外的蘇聯軍人受到西方物質文明的影響，對蘇聯體製產生懷疑，必須加以消除。斯大林的世界主義有點像我國批判過的“崇洋媚外”。波利卡爾波夫的前任把愛倫堡劃入世界主義者之列，召開大會批判他。愛倫堡在大會上一言不發，望著批判他的人微笑。這引起與會者的憤怒。文藝處處長強迫他表態。愛倫堡微微一笑，說道：“那我就念一封讀者來信吧。”說著念起來，信中都是稱讚他的話。最後念到作者：斯大林。會場上頓時鴉雀無聲，比果戈理《欽差大臣》中的啞場更具戲劇性。文藝處處長被撤職。雖有前車之鑒，但職責所在，波利卡爾波夫處長不得不承擔審閱回憶錄的任務。他把《新世界》的一位編輯找來，一同審查。文藝處處長邊看邊說，這兒不行那兒不行，有的地方得全部刪除。編輯說要是愛倫堡不同意怎麼辦？處長說：“咱們試試看，沒準能說服他。”編輯去找愛倫堡，沒想到愛倫堡非常固執，所有的意見都不接受。有時惡作劇，換幾個意義完全相同的詞。編輯指給處長看愛倫堡改過的地方，改了等於沒改。編輯說：“我麵子小，愛倫堡不聽，我再去找愛倫堡，就說這是處長的意見，不然您親自去，您麵子大，他也許會聽。”處長聽了驚叫起來：“不行，不行，千萬別提我。”處長的意思很清楚：
我們看過，並同編輯部商量過，手稿上有愛倫堡修改的字跡，這樣便可以交差了。
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在一九六一年的《新世界》上全部刊登。這部回憶錄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很多著名的俄國和外國的作家和藝術家，蘇聯讀者都是從這部書中知道的。《新世界》與報刊審查機構這次交手取得勝利，但這是在赫魯曉夫執政時期。特瓦爾多夫斯基發表了愛倫堡的回憶錄，但兩人始終沒成為朋友。
一九六六年初，西蒙諾夫把他的《戰線日記》（《戰爭的一百個晝夜》）交給《新世界》。這是他在一九四一年戰爭爆發初期所寫的日記，記錄了戰爭初期蘇聯的真實情況。斯大林驚慌失措，六神無主，躲進別墅不出來。蘇聯受到一九三九年簽署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蒙騙，沒有做好戰爭的準備，被希特勒的突然進攻打得措手不及。大批紅軍未交戰就做了俘虜。每篇日記都有字數相等的注釋。西蒙諾夫在注釋中認為戰前蘇聯的對外政策是錯誤的，不應與法西斯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斯大林對紅軍的清洗是極大的罪行。大批有作戰經驗的指揮員被消滅，使紅軍喪失戰鬥力，不堪一擊。他還根據日記拍攝了一部影片，影片中出現被鎮壓的紅軍統帥圖哈恰夫斯基（蘇聯元帥）和烏博列維奇（集團軍司令）等人的畫像。影片的旁白說，如果由他們指揮紅軍，德國人不可能打到莫斯科。據說勃列日涅夫看了影片落淚了，認為應當公演。文化部部長羅曼諾夫看了更是淚流滿麵。但影片仍未能公演。這是軍方領導阻撓的結果。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買軍方的賬。
《新世界》決定日記連同注釋一起發表。但審查員隻簽發日記部分，不允許發表注釋。他對《新世界》編輯說：“你們先發表日記，下一期再發表注釋。”《新世界》
知道這是審查員慣用的伎倆，以後會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