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勃列日涅夫第一次以總書記的身份對意識形態問題發表講話。勃列日涅夫在講話中提到西蒙諾夫戰爭初期寫的日記，西蒙諾夫準備加上注釋，以《戰爭的一百個晝夜》為題在《新世界》發表，但報刊審查機構沒有通過。西蒙諾夫在日記中真實地記錄了戰爭初期的悲劇。勃列日涅夫在講話中並未肯定或否定西蒙諾夫的日記，隻提到他的日記，但給人的感覺是發表已不可能。勃列日涅夫接著說道：
“某些出版物竟誣蔑蘇聯人民心中最神聖的東西。有的作家認為，‘阿芙樂爾巡洋艦根本沒放炮，而是別的地方放了一聲空炮。’有的人說，沒有指導員克洛奇科夫，也沒有他的召喚‘我們身後是莫斯科，再無處可退。’阻擋德國人進攻的潘菲洛夫戰士也不是二十八個（均指潘菲洛夫將軍的官兵）。這些都是杜撰出來的。”勃列日涅夫這段話是指《新世界》上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這篇文章指出蘇聯曆史充滿神話。勃列日涅夫又提到，為什麼沒有人站在黨的立場上批駁伊凡·傑尼索維奇的書呢？
勃列日涅夫把伊凡·傑尼索維奇當成作家，他不知道伊凡·傑尼索維奇是索爾仁尼琴小說《一天》中的人物。盡管總書記不讀書，但有一點他是清楚的：《新世界》離經叛道，發表了《一天》，必須予以嚴厲批評。但他並未點名，把點名的責任留給別人。在總書記發言後，負責意識形態的書記傑米切夫發言：“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誰在宣傳勃列日涅夫同誌正確指出的這些有害的觀點呢？《新世界》雜誌。二十大後知識分子形成三個群體。《新世界》周圍一個，《十月》周圍一個。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認為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通通錯了。有人建議解除特瓦爾多夫斯基《新世界》主編的職務，但如果我們解除他，他馬上成為英雄……”蘇斯洛夫打斷傑米切夫的話：“我不明白，為什麼如果我們撤了特瓦爾多夫斯基的職他馬上成為英雄？這是什麼話？”蘇斯洛夫想出一個陰損的辦法：“如果不能撤換他，我們給他任命一個黨性強的同誌當副主編。”在這次會議上四名政治局委員嚴厲批評特瓦爾多夫斯基。但特瓦爾多夫斯基本人卻一無所知，他沒有資格參加如此高規格的會議。
此時特瓦爾多夫斯基正為發表索爾仁尼琴的《癌病房》而絞盡腦汁。《癌病房》
的打字稿在莫斯科流傳，莫斯科作家分會討論了這本書。出席會議的作家一致肯定小說，並要求盡快出版，以免流傳到國外。這正符合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心願，決定在《新世界》上發表。但那時特瓦爾多夫斯基正忙於籌備蘇聯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無暇分身，索爾仁尼琴又不在莫斯科，與他聯係不上。索爾仁尼琴聽說莫斯科作家分會肯定了《癌病房》，並要求盡快出版，但並未聽說哪家刊物肯予以發表。
他認為蘇聯作家協會耍弄他，一怒之下寫了一封致作家代表大會的公開信，打印了二百五十份，分別寄給他認為能引起共鳴的大會代表，因為他本人不是代表，無權在代表大會上發言。公開信指責作協領導非但不扞衛作家的利益，反而充當克格勃的幫凶。他列舉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作家受迫害的事例。把這筆舊賬算在現任作協領導頭上是不公平的。這封信激怒了作協主席費定及其他領導成員。公開信既沒宣讀也未發表，隻在作協書記處討論過。書記處譴責公開信，但由於特瓦爾多夫斯基做了大量的工作，書記處仍做出有利索爾仁尼琴的決定：《文學報》發表《癌病房》的片斷和特瓦爾多夫斯基的評論文章，《新世界》刊登《癌病房》全文，同時刊登索爾仁尼琴的自傳。索爾仁尼琴則認為，書記處決定發表《癌病房》而不發表公開信是迫害他的前奏。作家代表大會剛一結束，西方電台便廣播了他的公開信，在西方掀起一股反蘇浪潮。作協書記處立即做出反應：把索爾仁尼琴召到莫斯科，向他表明他的公開信觸犯了國家利益，他必須公開表態。索爾仁尼琴表示願意發表聲明，予以澄清。但在他發表聲明前蘇聯報刊必須先發表他的公開信，不然他對未曾發表的東西發表聲明就等於無的放矢了。先發表聲明後發表公開信還是隻發表聲明不發表公開信，成為索爾仁尼琴與作協書記處爭論的焦點。書記處不同意發表公開信，索爾仁尼琴也拒絕發表聲明。已排好版的《癌病房》拆版了。《癌病房》不能在《新世界》上發表，作協主席費定負有一定責任，但索爾仁尼琴的責任更大，勞改營使他變得凡事永遠從壞的方麵想。隻是特瓦爾多夫斯基的一腔心血付諸東流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赫魯曉夫下台的那天，老作家別克把新作《新任命》送到《新世界》。年輕的讀者可能不熟悉這位蘇聯作家，但上世紀四十年代他的《恐懼與無畏》在中國進步青年中產生過很大的影響。《恐懼與無畏》是中譯本的標題，意譯，原版小說的標題《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這是距莫斯科一百二十公裏的一條公路，一九四一年十月德國摩托化部隊突破維亞基馬防線直撲莫斯科，大本營把潘菲洛夫將軍所指揮的三一五步兵師從哈薩克斯坦調來守衛這條公路。這個師是由哈薩克人、烏茲別克人和吉爾吉斯人臨時組建的，沒有經過嚴格的軍事訓練，潘菲洛夫將軍在戰爭中把他們訓練成一支英勇善戰的部隊。勃列日涅夫提到的克洛奇科夫和二十八個戰士都是潘菲洛夫師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