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判然有別，是可以確認的。
停寫《正紅旗下》之後的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也即生命最後三年，老舍事實上離開了寫作。“一九六四年十篇，一九六五年九篇，一九六六年僅發了一篇”，近乎停筆，舒乙把這段時期老舍情況簡略概括為：“客人少，說話少，產量下降。”（《人有病天知否》）
從一九五七年前的多產、“文壇勞模”，到“一九六六年僅發了一篇”，又是驚人的反差。梁實秋所驚歎的老舍一九四九年後的巨變，大家都注意到了；然而，一九五七年後老舍有什麼變化，迄今人們還很少談及。我以為這是老舍研究的一個薄弱點。
縱觀他這一生，我有兩個感慨。一個叫做“文變染乎世情”。在二十世紀搞文學、當作家，真的很不簡單，社會動蕩太多太大，從樸素的願望出發，走過的卻是錯綜複雜的道路，得到的是支離破碎的自我。其次，老舍最終的結局，在我看來就如九曲黃河，陡起陡落，急轉直下，繞著一個又一個大彎，不過，還是奔向自己心中的海洋。這說明什麼呢？說明稟性、內心是最真實的違拗不得的力量。
政治高壓下的《新世界》——蘇聯《新世界》主編特瓦爾多夫斯基
◎藍英年
蘇聯詩人特瓦爾多夫斯基在中國以詩著稱。他的《瓦西裏·焦爾金》、《春草國》
和《山外青山天外天》等長詩，喜愛蘇聯文學的讀者想必熟悉。但作為大型刊物《新世界》的主編，他創辦刊物的指導思想，他如何為刊物殫精竭慮，嘔心瀝血，如何巧妙地與報刊審查機構鬥智鬥勇，如何為發表一篇選中的作品跑遍各級主管部門，最終獨木難支，抵擋不住強大的壓力，被迫辭去主編的職務，鬱鬱而終，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特瓦爾多夫斯基是蘇聯作家當中有良知的作家，經曆過農業集體化、工業化、大清洗、衛國戰爭、戰後新一輪的清洗。
他為祖國經受的苦難痛心疾首，反思苦難產生的原因，如何才能使曆史不再重演。
他認為隻有更多的人對曆史進行反思，更多的人警醒，國家才能走上更新之路。所以特瓦爾多夫斯基要求作品必須真實地反映現實，不管現實多麼殘酷，決不能再粉飾生活。他對巴巴耶夫斯基等作家粉飾生活的作品嗤之以鼻。他與以歌頌現實為主的同樣是大型刊物的《十月》的主編柯切托夫勢如水火。由於兩位主編的對立，圍繞著這兩家雜誌形成了壁壘分明的兩個作家群體。思想解放的作家傾向《新世界》，思想保守的作家圍繞在《十月》的周圍。柯切托夫被不少知識分子稱為斯大林分子。
索爾仁尼琴便是特瓦爾多夫斯基發現的。一九六二年蘇共二十二大之後，特瓦爾多夫斯基收到索爾仁尼琴寄到編輯部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簡稱《一天》）。他想帶回家晚上讀，哪知一讀便放不下了，從晚上讀到清晨，激動得一夜未眠。他當即決定發表，但知道發表這樣的作品要冒很大的風險，並且不通過特殊的途徑無法發表。他馬上給自己的朋友、赫魯曉夫的助手列別傑夫打電話，請他一定設法把小說讀給赫魯曉夫聽。赫魯曉夫與特瓦爾多夫斯基關係不壞，不止一次接見過他。列別傑夫在列寧山赫魯曉夫寓所朗讀了《一天》。他先朗讀，赫魯曉夫的妻子接著朗讀。赫魯曉夫非常喜歡這篇小說，對列別傑夫說：“把書印出來。他用事實印證了我在二十大上的講話。讓人們看看，勞改營裏都幹了什麼。索爾仁尼琴是經曆過這場悲劇的作家。他更值得信任。”第二天赫魯曉夫給政治局（一度稱為主席團）的幾位委員打電話，問他們知道不知道作家索爾仁尼琴。沒有一個人知道。赫魯曉夫說：“列別傑夫馬上把他的手稿《一天》打印出來給你們送去。請你們讀一讀，下次碰頭的時候咱們交換意見。”蘇共政治局開會的時候，赫魯曉夫問大家：“都看了吧，怎麼樣？”有人說這種書不宜出版，會使克格勃遭受打擊。主管意識形態的最高指揮官蘇斯洛夫認為，就意識形態而言，這是一本危險的書，因為“書裏說的太多了。”政治局所有成員都說出自己的看法。大多數人的意見是：不要急於出版，還得考慮考慮怎麼出版和在什麼地方出版。赫魯曉夫火了，不再說什麼，隻對列別傑夫說：“我們什麼時候能收到印出來的書？”赫魯曉夫不再征求其他政治局委員的意見，獨自決定發表《一天》。
《一天》在《新世界》一九六二年十一期發表。這是蘇聯文學史上第一次發表以勞改營為題材的作品。《一天》發表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震撼了整個蘇聯，很多人開始大膽反思斯大林的暴政給國家帶來的災難。
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曉夫被趕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改變了赫魯曉夫的路線，逐步淡化斯大林的罪行。而此前赫魯曉夫則想把非斯大林化深入下去。一九六四年初，他曾委托在宣傳部門工作的雅科夫列夫（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政治局委員）整理末代沙皇一家被布爾什維克槍殺的詳細經過。沙皇一家是一九一八年七月在地下室被秘密處決的。當時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是列寧、托洛茨基、斯維爾德洛夫等人。赫魯曉夫是否有意清理斯大林獨攬大權以前的暴政？他的意圖究竟是什麼已不可知，因為十月他已經因“健康原因”退休了，沒能看到整理好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