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章 特搞(1)(1 / 3)

魯迅和孔子,誰可以信奉?

王得後

本文是作者為自己的新著《魯迅和孔子》一書所寫的“自序”,曾四易其稿,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這本新著即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現征得作者的同意,本書率先刊登此文。限於篇幅,編輯對文章略作刪節,並另加了標題。

我這一生,自大學畢業,一直在研讀魯迅,從業餘到專業,迄今五十二年。“子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樂之”而閱讀,是人生一大快事。我樂於研讀魯迅。研讀魯迅使我感到充實,感到痛快,感到希望。雖然,當我想寫點魯迅時,我感到沒有什麼話還要我來說了。

魯迅是新文化先驅,是終身守護新文化,創造新文化,為掃蕩妨害新文化成長的謬見而不遺餘力、奮鬥不息的一個先驅,又是新文化先驅中最富思想、最有思想業績的一個。

新文化的濫觴,我認為是陳獨秀發表於當年《新青年》的《一九一六年》。因為他提出了對於舊文化的根本挑戰。他指出:“儒者三綱之說,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為臣綱,則民於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於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於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為之也。緣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詞,——日忠,日孝,日節,——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人間百行,皆以自我為中心,此而喪失,他何足言?奴隸道德者,即喪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義由己起,附屬他人以為功過者也。自負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奮鬥以脫離此附屬品之地位,以恢複獨立自主之人格!”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孔子和他的門徒安身立命的學說精魂,是儒家學說的根基,是“不可得與民變革”的根本特質。這一點,在《禮記·大傳》中說得斬釘截鐵:“聖人南麵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是“三綱”的精髓。朝代可以更迭,它是“不可得與民變革”的。正是這“三綱”,自孔子以來兩千多年成為我國的“正統思想”

——“主流思想”——“統治思想”。挑戰儒家的“正統思想”,反對儒家的“正統思想”,是新文化的立意、主旨,也是新文化提出的根據。新文化是對人的奴隸地位提出挑戰、堅決反抗的文化,是呼喚人格獨立的文化,是爭取人成為人的文化。

在中國,現代的人的覺醒,現代的人道的訴求,興起於晚清。魯迅並不是最早的。魯迅是光緒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二十七歲的時候,在日本作《人間之曆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和《破惡聲論》,才提出了“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文化偏至論》)的“立人”思想,確立了“立人”思想的基礎框架。但那時人心追求的是暴力革命,是用武力外抗強權,內革清廷,魯迅提出的這一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如“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呐喊·自序)》)不合時宜,唯有寂寞。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結束了綿延兩千多年的皇權專製製度,建立了民國。

但五年過去,“五族共和”的、“民主”的政黨政治混亂不堪。陳獨秀有鑒於此,作《一九一六年》,一麵挑戰儒家“正統思想”,一麵挑戰“政黨政治”。風雲際會,第二年,一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二月,陳獨秀接著發表《文學革命論》,再一年,魯迅發表《狂人日記》,對於儒家設計並實行了兩千多年的“家族製度”的弊病,“憂憤深廣”地予以暴露。新文化——新文學衝破儒家“正統思想”的牢籠,競走於神州大地。

還是魯迅,早在一九一二年七月,中華民國成立剛過半年,在《哀範君三章》

中,就表達了對於政治的失望,他寫道:

風雨飄搖日,餘懷範愛農。華顛萎寥落,白眼看雞蟲。世味秋荼苦,人聞直道窮。奈何三月別,竟爾失畸躬!

海草國門碧,多年老異鄉。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場。故裏寒雲惡,炎天凜夜長。獨沈清泠水,能否滌愁腸?

把酒論當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猶茗芋,微醉自沈淪。此別成終古,從茲絕緒言。故人雲散盡,我亦等輕塵!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場”是異常敏銳的政治洞察力。有學者認定新文化的興起是追求“文化解決問題”,這是沒有細心考察新文化的文獻,完全不顧新文化先驅者隨後的分道揚鑣,有的熱衷政治,有的組織政黨的事實的結論。

魯迅參與新文化的建設,接續著他青年時期“立人”的思想。一九一八年四月發表《狂人日記》暴露儒家的“仁義道德”的根本特質是“吃人”:呼喚“真的人”:呼籲“救救孩子!”七月發表《我之節烈觀》,痛批儒家鉗製與摧殘婦女的“節烈觀”。九月發表《隨感錄二十五》,暴露儒家“父為子綱”把子女當做“福氣的材料,並非將來的‘人’的萌芽”的根本特質,呼喚“因為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後是隻要‘人’之父!”魯迅和陳獨秀一樣,首先集中反抗的是儒家的“正統思想”,即儒家的“三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