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新聞消費的觀念，對我們說來很陌生。如果說馬克思有這個觀點，可能不少人會懷疑自己的耳朵。這是由於我們長期以來隻把新聞報道看作是一種政治宣傳形式，是教育人民的形式，至今這種觀念還沒有消退。打開１９９２年１２月的《人民日報》，可以看到多條內容類似的消息：某部向各省市區對口部發出通知，《人民日報》是黨中央機關報，作好《人民日報》的發行工作是一件關係全局的事情。某省把《人民日報》發行計劃層層分解落實，縣以上的賓館、招待所基本都訂閱了《人民日報》，各單位優先保證訂報費用，拿出足夠的經費訂閱黨報。為自己的報紙做征訂招攬，無可非議，但還用這種辦法鼓勵並且強製性地要求用公費訂閱報紙，這在革命戰爭年代好理解，而麵對市場經濟的新形勢，顯得多麼不相稱啊！在這裏，報紙不是以自己的新聞及時詳盡吸引讀者，而是憑借中央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
馬克思把工人讀報紙視為一種“精神享受”，在這個角度下，報紙是被消費品，主動者是讀者；而在以欽定地位發行報紙時，讀者要麼不看（有時還強迫看），看就處於被指導的地位。所以，如果有誰在那裏看報紙，別人會這樣敘述說：他在學習。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的新聞工作應當轉變觀念，去讀一讀馬克思關於商品生產、消費、流通等等的論述（比如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讀一讀他的《新萊茵報》（也可以算是最早的馬克思主義黨報）的征訂廣告，以便熟悉一下從新聞消費角度考察新聞業。“報紙是作為社會輿論的紙幣流通的”這一馬克思的名言，也有助於我們考慮新聞作為精神商品流通的特殊形式。
就像一個硬幣總有兩麵一樣，一方麵是傳統的對報紙性質的認識阻礙著我們的新聞業進入市場經濟；另一方麵是缺乏社會責任、不按商業法則運作的“黃色新聞”，也在破壞正常的新聞消費。目前一些報紙，為賺取高額收入，不惜以聳人聽聞的標題和編排，胡編濫造各種色情的、血腥的奇聞，其程度已經遠遠超過本世紀初美國的黃色新聞潮。這種現象與滿足讀者的新聞消費相去甚遠。馬克思曾經引證過一段評價這類報紙編輯的話：“他堅決要肮髒的東西而不要幹淨的東西；為了給一篇齷齪的文章騰地方，他可以不顧一切地刪去最重要的報道。”用這段話來形容現在某些報紙編輯的心態，看來是很合適的。
以消費為起點考察新聞生產，消費決定著生產。但精神消費與物質消費有所不同，它同時會創造出懂得某種精神產品的大眾。因而消費有高低之分。馬克思曾以音樂為例寫道：“如果音樂很好，聽者也懂音樂，那麼消費音樂就比消費香檳酒高尚”。可見，在強調新聞消費的同時，對新聞業管理的法製化也要提上日程。
四、報業管理
麵對市場經濟的大潮，報業經營問題顯得更加突出。如果說在這個問題上請教馬克思，可能很多人會感到奇怪。我們不應當忘記，馬克思是位經濟學大家，他做股票生意那樣得心應手，宏觀上經營報紙自然是內行，加上有恩格斯這位經商的實踐家，辦報變成了一種樂趣。隻是由於政治上的種種迫害，他們辦得質量很高的報紙才被逼得破產。
即使從事黨的新聞工作，馬克思的目的始終是兩個，即首先在政治上要獲得成功，同時利用前者的成功在經濟上有所收獲。
所以，他有時稱他的刊物是“一個有收入的文字事業”。無論是《新萊茵報》，還是第一國際的機關報《工人辯護士報》，都為了報紙的正常運作而成立了集資分紅性質的股份公司。僅這一點，就與我們辦報隻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傳統有所不同。因此，在談到新聞業經營時，我們現在的報社經理們讀一讀一百多年前馬克思的“新萊茵報公司”章程，或者讀一讀第一國際的“工業報紙公司”章程，並不過時。
在１９世紀報業經營尚不發達的情況下，馬克思已經涉及報業經營的許多問題，如必要的周轉資金、足夠的發行量和保證報紙收入的廣告、與報紙發行人（經理）的合作、及時使用新技術等等（參見本人在《新聞知識》１９９２年第１期的文章《馬克思恩格斯論報刊經營》）。他對報業經營如此重視和熟悉，同他對新聞業總體的全麵認識是分不開的。
有人說，麵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需要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因為那裏科學地論證了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對此我想補充一點：麵對市場經濟，我國的新聞學需要重新認識馬克思的新聞思想，因為他提供了與市場經濟相聯係的一係列宏觀的新聞觀念。新聞界紀念馬克思，最好的方式還是讀幾篇馬克思關於新聞工作的文章，例如他青年時代論證新聞政策的論文，他晚年在《資本論》手稿中關於信息社會預見的論述。這樣，我們對馬克思的認識可能會豐富起來，不再是“堅持馬克思主義”這樣一句空洞的口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