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西北民族地區水資源非正式製度的一般性考察。造成西北民族地區生態環境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歸納起來有兩個方麵：一方麵是自然因素，一方麵是人為因素。一提到生態環境惡化，人們往往不自覺地就會想到西北民族地區。從自然方麵看，西北民族地區存在著容易導致土地荒漠化的條件。地形地貌十分複雜，生態環境非常脆弱。屬於幹旱地區，氣候幹燥、沙漠較多。加上重山與青藏高原對水汽的阻隔與遮擋，使得該地區為全球同緯度地區中降水量最少、水分散失量最大、最為幹旱的脆弱地帶，同時該地區處於副高壓控製區，遠離海洋，極易形成沙漠，這裏還處於西伯利亞的蒙古高壓反氣旋中心，成為沙塵暴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人說過，當人類開始砍倒第一棵樹的時候，人類的文明開始了，當人類砍倒最後一棵樹的時候，人類的文明結束了。從人為因素看，人類的經濟活動帶來了生態環境的惡化，即以生態環境惡化為代價，作為環境代價又可以分為必然性代價和人為代價，要盡量控製人為代價的發生。據調查，青海省草地植被退化、濕地萎縮，土地荒漠化分布麵積的擴大，導致了野生動植物生存環境的惡化以及分布區域的縮小，而人類對野生動物的亂捕濫獵和對蟲草等藥用植物的大肆采掘，使青藏高原特有動植物種群數量大為減少，一些物種甚至瀕臨滅絕。境內瀕臨滅絕危險的生物物種占總數的15～20，明顯高於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我國是《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簽約國，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樣性資源不僅十分豐富，而且由於其生存環境的特殊性，很多物種隻限於這一環境範圍，因此被稱為青藏高原特有種。生物多樣性是維護生態平衡的基礎，動植物物種的減少直接危及生態環境的自我維係功能。西部環境生態代價中，人為性的代價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曆史上看，長期的戰亂，20世紀中葉的盲目開發，20世紀70—80年代的“以糧為綱”，以及草原利用中的長期超載過牧、亂采亂挖等不合理的人為活動是人為因素的主要體現。從自然方麵和人為方麵兩個角度分析看：整個西北民族地區自然因素造成了生態環境脆弱，環境惡化在很大程度上有客觀的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原因，西部環境生態本身潛藏著惡化的趨勢；從人為因素方麵分析，隻能最大限度地控製人為性代價，但經濟發展對環境需求帶來的張力則呈現增加趨勢，因此，短時間內，西北民族地區生態還存在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性。
西北民族地區處於我國江河源區及其上遊地區，長江、黃河、瀾滄江等大江大河均發源於青海；同時，西北民族地區，對我國其他地區的生態環境有著極大的跨區域影響，是維持我國整體生態環境穩定的重要地區。長江、黃河、珠江地區涉及20多個省區，這裏的生態環境狀況好壞直接關係到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其上遊生態環境一旦受到破壞，就很難治理甚至不可逆轉，這不僅使當地無法持續發展，而且直接影響中下遊的經濟發展。而我國西北民族地區處於高海拔地域，地理氣候條件決定了西北民族地區生態環境相對脆弱，生物多樣性程度低，極易遭到破壞。因此，我國的生態安全是以西北民族地區的生態安全為核心。
西北民族地區以農業經濟和牧業經濟為主的生產方式，決定了其社會規範體係的特殊性，儒家思想、宗教思想等非正式製度在社會生活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這些非正式製度主要體現在：
安貧思想及平均主義觀念。在西北民族地區廣大的農業經濟地區，屈從、保守的觀念普遍存在，很多地方已經在年複一年的幹旱和貧困下，習慣了屈從與忍耐，甚至把目前的生存狀態歸結為命運的安排，人往往是匍匐在自然的力量之下，缺乏改變現狀的觀念和決心，更沒有創新的手段和決心來發展經濟。不僅如此，在物質產品有限的情況下，人們還形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價值觀念，一個人致富後，若不與他人分享，可能被視為“黑心”、“缺德”，會處處遭受打擊，這種個人收入外部化無形中限製了人們追求更多收入的行為，不利於自由競爭觀念的形成，而自由競爭是商品經濟的權威有平均主義價值觀取向所導致的競爭觀念的缺乏，是經濟發展缺少了靈魂。
宗族禮治社會。中國傳統的社會秩序是一種“禮治”秩序，在這樣的社會裏，族規家法、風俗習慣成為社會成員的行為規則，說到底是一種“人治”體係，它建立在尊卑、長幼的等級秩序基礎上，以血緣為紐帶，以地緣為基礎。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它既有超強超穩定的凝聚力，也具有極端的狹隘性。這種血緣特性，限製了人際關係由傳統的強調血緣、地緣到強調業緣甚至整個社會的轉變，這與市場經濟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