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與行是中國哲學的一對重要範疇，知行問題是中國古代哲學討論的重要問題之一。力行（踐履）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涉及知識獲得的途徑、成就理想人格的方法等諸多方麵。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其理想人格是成聖成賢，而成聖成賢理想的實現，最終又要落實在道德實踐上，所以力行在中國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國古籍中關於力行的文字出現很早，《左傳》中就有“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的說法，《古文尚書》中也說：“知之匪艱，行之惟艱。”這些記載強調行比知對人的正確認識有更重要的意義。孔子所說的行不是一般認識意義上的行為、行動，而主要是道德修養的實際活動。孔子最主要的思想即“仁”、“忠”、“恕”，不光要求人要有同情心，而且要求用行動來實踐同情心。孟子提出仁政學說，認為仁政的最深刻的根源是人的“四端”之心，並且認為，理想人格的造就全在於道德實踐，在於將自己天賦的善性推及他人。荀子提出“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提倡道德行為是道德理想的最後完成。
與儒家相反，先秦道家崇尚自然，以個人的高潔為追求目標，反對儒墨道德，也反對實地踐履，如老子就有“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的話。之後，東漢王充強調“實知”，反對戳緯之學和術數迷信，以親身獲得的直接經驗為知識最可靠的基礎。宋明理學集儒家修養理論之大成，建立了一套完備的哲學理論體係，也是一套完備的道德修養方法，道德實踐在這裏得到特別重視。程頤提出著名的“致知在格物”說，認為獲得知識的根本途徑在對具體事物的深入考察。朱熹雖然認為行在根本上依賴知，因而行在知後，但他認為從獲得現實效果上說，行比知重要，這就是他著名的“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的觀點。但他又強調“知行常相須”，二者互相依賴，缺一不可。明代王陽明為了糾正知行畸重的理論偏失，提出“知行合一”說，認為知與行是同一道德活動的兩個方麵，“行之明覺精察處就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就是行”，二者不可分割。他還提出“致良知”的著名學說，強調行的重要性，認為推致“良知”的過程，就是道德踐履過程。王廷相則提出“驗諸天人，參諸事會，務得其實而察之”的思想。明清之際，王夫之提出行先知後、知行相資以為用等命題，反對程朱派的知先行後和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認為行高於知，實踐優於理論，實踐是理論的延伸和高一級形態，提出“知者或未能行，而行者則無不知”的說法。清初，顏元則重在批評理學家空談性理，無關乎國計民生實際事務的弊病，強調“習行”，提倡返回孔子儒家知行並重、實踐為主的學風。
進入近代，中國哲學的理論關注點轉到社會政治問題上來，但諸多思想家以其勇於實行、大膽革新的精神，為道德踐履內容增加了新的成分。孫中山欲矯當時缺乏理論創造、浮躁易動以及畏難苟安的現實，提出“知難行易”說，並從中推繹出“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兩命題，為知行問題注入新的時代內容。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在中國幾千年關於知行問題的討論中，“知”雖指一般知識，“行”亦不專指道德行為，但從中國哲學特別是宋明理學所具有的強烈倫理色彩來說，知行問題同時是道德的認識和踐履問題，知識與倫理不可分。所以，有關對一般知行問題的討論，同時也可以看做道德踐履問題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