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勞動人民的生產勞動和社會生活實踐
人民群眾是社會的主體，不僅是人類物質生活資料的直接生產者，也是包括道德在內的精神文化產品的最終源泉，任何類型的道德產生和發展都離不開一定的社會關係，離不開勞動人民。那些在人民群眾中廣為傳頌的，如殺富濟貧、正直善良、機智勇敢、扶助弱小、嫉惡如仇、愛憎分明、抱打不平、除強鏟暴、行俠仗義、勇於犧牲、敢於反抗等的生動故事；還有反映被剝削階級利益的，如“有無相恤，患難相救，處處平均，人人溫飽”的社會主張；農民在反抗地主階級統治的鬥爭中提出的“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人民群眾在生產勞動和生活中逐漸形成的反對好逸惡勞、奢侈浪費，崇尚勤勞節儉、團結互助、尊老愛幼、鄰裏和睦、公平公正、童叟無欺等美德，尤其是在中華民族麵臨內憂外患的危難之際，人民群眾中表現出的不屈不撓、英勇鬥爭的獻身精神和愛國主義思想，都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重要內容，對社會主義道德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所以，我們在了解中國傳統道德時，也要注意發掘蘊藏於勞動人民中間的美德。
綜上所述，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有著數千年的燦爛曆史，內容豐富，源遠流長。“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
二、中華民族優良道德傳統的主要內容
在兩千多年的曆史過程中，儒、墨、道、法各家有關的倫理思想相互影響，相互吸收，形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優良道德傳統。這些優良道德傳統，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內容：
1.注重整體利益、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強調為社會、民族、國家的責任意識和奉獻精神。
在兩千多年前的《詩經》中，就已經提出“夙夜在公”的道德要求，認為日夜為國家辦事，是一種高尚的道德品質。《書經·周官》中，也提出“以公滅私，民其允懷”的要求，認為從事政治公職，應當以公正、公平的思想，滅除自己的私欲，這樣老百姓就可以信任而歸附了。西漢初年的政治思想家賈誼在他的《治安策》中提出“國而忘家，公而忘私”，強調國家、民族的利益，強調一種為整體而盡忠、獻身的精神；宋代和明代的理學家們，都特別強調“義利之辯”和“理欲之辯”，主張以“公義”滅“私利”，以“天理”滅“人欲”，剔除其為封建統治服務的消極因素，可以看到其中滲透著一種為國家、為民族的公利而應當犧牲個人私欲的強烈要求。也正是在這一整體精神的影響下，孟子提出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為整體獻身的大丈夫精神；宋代的範仲淹提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境界和崇高的道德要求；清代思想家顧炎武曾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鴉片戰爭時著名的禁煙派領袖林則徐所寫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詩句，都顯示了強烈為國家、為民族、為整體的獻身精神。正是從國家利益和整體利益的原則出發，在個人對他人、對社會、對群體的關係上，儒家傳統倫理認為在“義”和“利”，即道德原則和個人私利發生矛盾時，應當“義以為上”、“先義後利”，認為在有利可得的情況下，應當考慮這種利益是否違背道德原則，即“見得思義”和“見利思義”，主張“義然後取”、“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反對“重利輕義”和“見利忘義”的思想行為。一般來說，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所說的“義”，主要是整體利益的原則，而“利”則主要是指個人的私利。提倡“先義後利”和反對“見利忘義”的思想，不但在中華民族的長期發展中發生著有益的作用，同樣對提高我國現實的道德水平，仍有積極作用。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所強調的整體精神，也可以說是一種整體主義思想。在批判地繼承這種整體主義思想時，應當明確，這種整體精神同社會主義道德的集體主義原則，還是有著本質的不同。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的整體主義，是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整體主義，是建立在私有製基礎上並為維護封建國家的整體利益而形成的道德原則，在特定的情況下，又往往把維護封建王朝的利益同所謂國家、社稷的利益混為一談，成為維護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封建關係意識形態。社會主義道德的集體主義道德原則，則是建立在公有製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之上，以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唯一目的的道德原則。在弘揚中華民族優良道德傳統，特別是在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整體精神和愛國主義思想的同時，應當采取辨證的、一分為二的態度，剔除其消極的、腐朽的為維護剝削階級統治的糟粕，發揚其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利益的積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