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有的學者會認為，我們在本章中所討論的發展趨勢——小型工作團隊和手工生產形式所帶來的技術發展，以及日本式的勞動過程與生產模式的結合——能為經營者與工人之間帶來更加融洽的協作關係。這姑且可以被看成是總趨勢的一部分。歐盟條約附件部分的社會協定書或法案規定：在企業中應當建立經營者與雇員之間的“工作委員會”；根據工作委員會的指示，特別要求企業主在企業中對雇員做出重大調動之前，要征求他們的意見。這種趨勢適用於諸如英國等國家，因為這些國家過去備受勞資關係的尷尬局麵所困擾。例如，喬納森·弗裏德蘭（Jonathan Freedl and ，2000）看到了英國產業中的這種趨勢，作為他所謂的“新太平盛世”的集體主義形式的一部分，他尤其強調經營者與員工之間的“夥伴關係”。
然而，如果以為這種傾向已成事實，那還為時過早。從英國的情形來看，所謂的集體主義，僅限於字麵意義而已，遠不能代表當前產業中的狀況。正如作家威爾·哈頓（1999）等人所指出的：要說英國目前的產業狀況有什麼變化的話，那就是它更加注重股東的利益，而不是利益的共享。這意味著，英國企業的經營者，首先要考慮的是股東的利益，而不是工人的利益。因此，這種所謂的經營者與工人之間的十分微妙的“夥伴關係”，實在不能作為集體主義的一種形式。
我們在本章中也指出了，把小型工作團隊和手工生產形式看成為團結協作關係的新形式所存在的問題。而且，采納日本式的勞動組織模式，似乎也讓人看不到推進這種團結協作行為的新前景。與其他工業化國家相比，日本的工會沒有全國性的行業或產業組織規定，而更多地取決於不同個體企業的自身性質。批評者認為：日本企業工會的顯著特征是，工會的領導層與企業的經營者之間的關係往往是十分緊密的，這就導致了日本企業的工會缺乏獨立的公正性。多思（Dohse，1985）及其同事在研究了日本汽車行業勞動過程中的社會組織結構後指出，企業與工會的一體化和缺乏強有力的獨立工會運動，反映出企業經營者與工人之間相應的權力地位的關係。他們發明了“豐田主義”一詞來描述這種狀況；不過，他們基本上把這種狀況看成是福特主義的規模生產方式“在經營者的特權完全不受限製的條件下”的延伸。因此，在多思（1985）和塞耶（Sayer，1986）看來，日本企業或公司的一體化，有利於勞動組織強製貫徹其所需要的管理模式；這種狀況反映在日本員工所付出的勞動強度和速度上；同時也成就了日本企業典型的“零庫存製”。從這一觀點來看，企業一體化所導致的結果是：勞動者正在參與對自己的剝削。
小結
我們在本章中討論了：在後工業化國家中，後福特主義的經濟轉型，推進了個人主義化或以個人為中心的行為模式的發展。在後福特主義條件下，雖然在企業中也存在著小組協作的行為例子，但與原有那種以階層和職業為基礎的團結協作和集體主義的形式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從本質上來看，兩者都有根本性的區別。後福特主義條件下的協作行為，常常是不穩定且脆弱不堪，因為它們往往是企業或公司經營出來，而不是自然協調形成。
行業的團結、共同體的支持和工會支部的聚會等形式，已經由於企業強調了員工的靈活技能和專業特長而不斷地受到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