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淵的這招誣陷純粹是向王、高二人身上潑髒水，也就是栽贓嫁禍。突厥自隋朝末年開始在阿爾泰山一帶迅速強盛。分成兩部的其中一部的東突厥居住在今內蒙和山西、河北的北部。隋朝末年，中原各地民變，地方勢力割據一方，東突厥族乘機向中原發展。中原許多民變領袖都依靠突厥爭奪勢力。李淵提到的劉武周就是靠了突厥人而迅猛發展起來的。
李淵雖然是向王、高二人身上潑髒水，但卻不是純粹地空穴來風。在那個時代，太原的北麵就是突厥活動的地盤，任何人都有私通突厥的機會。他在誣陷二人的證據上可謂是信手拈來，即使不能使人完全相信，但肯定要存一點懷疑。
不過潑髒水雖然潑得很合情理，可畢竟是誣陷，而不是事實。李淵為了要整個太原的官員都服他，不可能就以這樣的誣陷而把二人殺掉。他應該拿出確鑿證據來，將二人正法。當時就有人要求他拿出證據，否則擅殺朝廷命官，即使不是死罪，天理也難容。
不知是李淵的計謀，還是王、高二人的死期已到。在被關進監獄的兩天後，突然就有數萬突厥人攻擊太原城。李淵先讓裴寂等分頭埋伏，然後大開四麵城門，玩空城記。突厥人不甘心就這樣撤走，但卻沒有拿生命當賭注的膽量，在繞城幾圈後，撤退了。李淵抓住這個機會，當眾宣布，這次突厥人兵臨城下，就是想和王、高二人裏應外合，奪取太原城的。證據確鑿，二人分辨已無濟於事，被砍掉了腦袋。
二人死後，李淵立即調兵遣將，開始向隋朝的都城長安進發，幾個月後，李淵占領長安，兩個月後，李淵稱帝，是為唐高祖。
王、高二人死於陰謀，已毋庸置疑，李淵親手製造了這場冤案，手法並不高明，但由於有後來突厥人進攻太原的事實存在，所以，這桶髒水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罪證了。李淵無疑是幸運的，而王、高二人至死恐怕都不明白，他們死於李淵的先有罪認定，然後再找證據。即使沒有突厥前來的事實，誣陷者總會找到各種借口將目標置於死地。因為潑出去的髒水，本身就是一種武器，一個目的。
3、髒水分子阿合馬
阿合馬這個人本身就是栽贓設阱的一桶髒水，他本人就是誣陷他人的武器。
阿合馬是元世祖時“理財”三大權臣之一。回回人，出生於花刺子模費納喀忒（今烏茲別克共和國塔什幹西南錫爾河右岸）。年輕時投靠了忽必烈皇後察必的生父按陳那顏，由於辦事能力強大，後成為察必皇後斡耳朵的侍臣。
中統三年（1262），阿合馬得到忽必烈的重視，讓他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將帝國的財賦事宜全權交予他。同年，漢人李璮作亂，一大批官員被牽扯進來，這裏就有中書的最高長官王文統，王文統被殺後，中書最高長官沒有人選。阿合馬成為最高長官，他利用忽必烈對漢人的猜忌和“急於富國”、斂財心切的心理，開始在政壇初露頭角。
元朝統治者即使在定鼎中原後，在治國上也並沒有拿出切實可行的戰略來。幾乎所有的統治者還停留在當初遊牧民族靠搶劫為目標的狀態中。阿合馬給忽必烈的建議則是，不需要明目張膽的搶劫，想要獲得巨大財富，非得變赤裸裸的搶劫為柔和的剝奪才可。在上任的第二年，他向忽必烈建議“以河南鉤、徐等州俱有鐵冶，請給授宣牌，以興鼓鑄之利”。又“奏以禮部尚書馬月合乃兼領已括戶三千，興煽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輸官者凡四萬石”。從這一點來看，阿合馬無疑是一個理財專家。至元元年（1264）正月，他又提出：“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自今歲增五千兩，無問僧道軍匠等戶，鉤出其賦，其民間通用小鹽從便”。這一提案自然得到了忽必烈的大力支持，在同年七月付諸實行後，元朝解州鹽課猛增了三分之二。增課是阿合馬“理財”的又一手法。隨著他理財政績的顯著提高，是年十一月，忽必烈罷領中書左右部，並入中書省，任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進階榮祿大夫。
兩年後的正月，朝廷立製國用使司，阿合馬又以平章政事兼領使職。之後，阿合馬傾其全力“理財”，他上奏說：“以東京歲課布疏惡不堪用者，就以市羊於彼。真定、順天金銀不中程者，宜改鑄。”前者是把百姓的金錢搜刮殆盡，後者是讓百姓的生存雪上加霜。該年十一月，他又上奏說：“桓州峪所采銀礦，已十六萬斤，百斤可得銀三兩，錫二十五斤。采礦所需，鬻錫以給之。”這樣的折算比例恐怕隻有阿合馬能想得出來，在朝廷同意他的主張後，元朝的采礦主們紛紛逃跑，因為實在無法承受阿合馬的榨取。
又是兩年後，阿合馬召集群臣議立尚書省，並由自己擔任尚書省最高長官，目的就是為了架空中書右丞相安童。在經過商討呈送忽必烈後，立即得到忽必烈的響應。阿合馬開始向權力巔峰攀登。
在成為尚書省的最高長官後，阿合馬自然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由於其“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負”，“鹹稱其能”，又善爭辯，所以朝中的丞相線真、史天澤等都甘拜下風。當然，他的權力源頭在忽必烈。如果沒有急於富國的忽必烈的支持，阿合馬連紙老虎都不如。那位被排擠的丞相安童就認為阿合馬不但是紙老虎，而且還是個卑鄙小人。他先是對尚書省這個部門表示懷疑，他對忽必烈說，阿合馬的尚書省違反常製，遇大事不從他中書省的議定奏聞，而徑由“尚書省一切以聞”。這是事實，因為在立尚書省前，忽必烈曾明令規定：“凡銓選各官，吏部擬定資品，呈尚書省，由尚書谘中書聞奏。”但安童卻反應說，在執行時，“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谘中書。”忽必烈對安童的懷疑表示認可。叫來阿合馬，問他。阿合馬辯說：“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其無視大汗聖旨，目無中書，已昭然若揭！但忽必烈卻認為阿合馬說得很好，原因無他，因為阿合馬能給他帶來巨大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