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的才能未必全從荀子那裏得到，此人能發現老鼠法則，其觀察力與思考力自然有非凡之處。在進入秦國後，他以師傅荀子的名聲得到了權相呂不韋的賞識，在一個恰當的機會，他見到了秦王，於是有了下麵的一段勸諫：“機會在平庸的人麵前等於沒有，而成大業的人就在於他能利用機會並且手快、手狠。您的祖先穆公雖然稱霸天下，但最終沒有滅亡山東六國，原因很簡單。當時諸侯的人數還很多，周朝的聲望還在，因此五霸交替興起，而尊王。但孝公以來，周朝卑弱衰微，諸侯之間互相吞並，函穀關以東地區化為六國，我大秦國乘勝奴役諸侯已經六代。如今諸侯服從秦國就如同地方服從中央一樣。以秦國的強大，大王的賢明，就像掃除灶上的灰塵一樣，足以掃平諸侯，成就帝業，使天下統一。所以我說，這是萬世難逢的好機會，倘若不在這個時候抓住這個機會，一旦等諸侯強盛起來，又訂立合縱盟約，即使是黃帝在生，也無濟於事了。”
他的這番話的確讓秦王嬴政很是震驚，李斯由此而成為朝廷官員，而秦國的滅六國戰略也就此展開。李斯自然是這一戰略的謀劃者與執行者，隨著秦國版圖不斷擴大，李斯成了秦國政府的支柱。
但不久後，韓國人派遣一位間諜以修渠名義來到秦國而被發現，秦嬴政大怒，宣布了秦國的所有外國人都被視為不受歡迎的人，李斯為了解除危機，又上《諫逐客書》，他從秦國祖先重用外國人說起，試圖讓秦王相信，秦國不僅是因為重用了外國人而強大，而且重用外國人已經成為傳統。
最後，他說：“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身；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他警告秦王，如果您拋棄賓客，那麼他們就會為其他的諸侯效命，使天下一些優秀的知識分子不敢進入秦國，秦國不但失去了這些“武器”，還讓對手得到了這些“武器”，可謂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這份著名的《諫逐客書》不但是中國政治史上的名篇，也是文學史上的一個奇岜。秦王嬴政在看了這篇文章後，廢除了逐客令，並仍然給予李斯以重任。
事情的結束並沒有使李斯精神放鬆，在搜查那位韓國間諜後，秦王得到了一本書。這本書可能在韓國早已經婦孺皆知。書中的文章文風峻峭、氣勢弘偉、辭藻華麗、情文結合，其洞察力的深刻銳利、說服力的勢如破竹和結構的嚴謹縝密以及文字之間透露出來的悲憤激越的情感讓秦王震驚不已。尤讓秦王失聲的是，書中所講到的國家戰略，恰恰是秦國近幾年來的國家戰略。秦王對李斯評價這本書的作者：“嗟呼！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天啊！我要能見到這個人並與他有交流，死而無憾！）
李斯把這本書拿過來看了一段，就對秦王說：“此人叫韓非，是我的同學，韓國貴公子。”
秦王欣喜，決定向韓國采取軍事行動，目的就是得到這個人。韓非在自己的祖國很失意，他的學說並沒有得到韓王的認可，其所富國強兵的夢想自然也就無從實現。這對韓非個人而言是個悲劇，對韓國更是不可饒恕的錯誤。不過，韓國人所接受的文化顯然不能接受韓非的理論。前麵說過，荀子雖然自認學問出自儒家，但他的確是法家理論上的啟蒙者，他的兩個徒弟李斯與韓非都是不折不扣的法家。和李斯一樣，韓非後來的學問也並非全出自荀子，他可能在思想上形成了獨特的一套體係。在他著名的《說難》、《孤憤》文章中，他把儒家孔孟諄諄告誡的“忠孝”徹底放棄，“仁義”成為口號，天下任何人所以能成大事，全是因為趨利避害的自然屬性“惡”主導。也就是說，人有趨利避害的本能，並且，在本能的驅使下，人與人之間都是互相利用的雇傭與受雇的關係。君賣官爵，臣賣智力，他們之間的利害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樣的思想在中原各國都不能有市場，被儒家學說浸染多年的那些國君們即使行事以卑鄙，卻不敢如韓非那樣光明正大地說出來。
秦兵壓境後，韓國沒有任何考慮，就答應了秦王要求韓非來秦的要求。韓非見到秦王後，曆史記載：“秦王悅之，未信用。”原因也很簡單，韓非口吃，而戰國時代，君主所喜歡的是以語言加上表情、氣氛所產生的效果的交流方式，韓非顯然不能滿足秦王的這一需求。秦王在失望之餘，韓非的命運隻能是被冷凍。
李斯深知在學問上，他不如韓非。在治術上，韓非雖然無法用語言表達，但在他的文章中，李斯已經看到他的治理術因為可操作性強所以更能吸引人。即使是在韓非被秦王冷凍後，李斯也並沒有與秦王一樣把韓非視作無物。他決定要把韓非除掉，以防秦王哪一天心血來潮突然重用韓非。如果不能除掉，也要讓他離開秦國，不至成為自己的威脅。
在文字與思想上精深的李斯去找另一位同類的錯誤，是最容易的一件事。他在整理韓非的文章時，發現了《存韓》一篇，他認為找到了機會。在給秦王的上書中，他顯然把自己也是外國人的身份刻意抹掉，他說：“韓非是韓國有王室血統的貴公子。現在大王您想吞並諸侯，如果重用韓非，他最終會一心保全韓國而不顧秦國利益，這本就是人情所在。您現在不用他，讓他長久的呆在秦國，等到把他放回韓國，秦國情況已被他了如指掌，這不是等於養虎為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