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言聳聽和杞人憂天無關，雖然二者都有誇大其詞的味道。但杞人憂天是一個人的焦慮，而危言聳聽卻往往成為誣陷者誣陷他人最厲害的武器。危言聳聽的人要有想象力，並且思路要寬闊，他必須要把一件事無限製的擴大，並對別人的罪狀進行天馬行空的想象，信手拈來，毫無羞恥地置於人於死地。
1、韓非死於什麼
韓非死於什麼，這個問題似乎是個盡人皆知的。韓非是被自己的同窗、秦國丞相李斯誣陷致死。李斯用的手法是危言聳聽，他在秦王嬴政麵前把韓非說成了一個危險人物，最終，專心於秦國前途的嬴政把韓非囚禁，李斯又趁熱打鐵，以嬴政的名義把毒藥送給了韓非。
從李斯的生平來看，他不是那種喜歡誣陷他人的人。李斯本是楚國人。年輕的時候，在國家一個郡中擔任小吏。某一天，他去廁所，看到廁所裏的老鼠在吃髒東西，每逢有人或狗來時，這些老鼠驚慌失措，疲於奔命。李斯這個時候並無感覺，但當他回到自己的辦公地點糧倉的時候，偶然發現糧倉裏的老鼠卻與廁所裏的老鼠儼然不是同一境界，這些老鼠因為吃的是囤積的粟米而肥頭大耳，並且在聽到人的腳步聲後，絲毫不緊張。李斯看著這些老鼠慨然歎息道：“人之賢與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處耳！”他的意思是說：同樣是人，有的人就如廁所裏的老鼠，而有的人卻是糧倉中的老鼠。為什麼同樣是老鼠，而廁所裏的老鼠卻活的不如糧倉裏的呢？是因為所處的環境決定的。
李斯的這番見識就是老鼠法則，老鼠法則認為，人生來平等，隻要有抱負，並有能力實現抱負，就能改變一切處境，登上榮耀與榮華的最高峰。
老鼠法則所以在戰國末期被李斯發現，自然與時代有關。春秋戰國以來，以往的貴族主政製有了疏鬆，由於國家林立，君主們為了擺脫各種危機，僅憑借貴族階層來支撐國家的運行，已近於不現實。各國的君主把目光投向了身處社會底層的知識精英們，這些人在那個時代紛紛自立學說，並且也能得到君主的召見，施展抱負。縱橫家們在這個時代可謂是如魚得水，憑借三寸不爛之舌，危言聳聽地勸說君主接納自己。蘇秦、張儀是這方麵的代表。
在這種大背景下，智商不低的李斯發現老鼠法則也就自然而然了。李斯不但是個思想者，還是個實幹家。他在發現了老鼠法則後，立即行動。他決定投名師，學習一套可以被君主接受的學說，以此成為倉中鼠。放眼天下，真正具備大師資格的恐怕隻有當時的荀子。荀子實屬儒家，在孔子把“仁”說透，孟子把“義”說盡後，他選了儒生所推崇的“禮”來開山立派。
在宋人蘇軾眼中，荀子喜歡立異以為高，其言語頗偏激，很可能是他認為在追尋孔孟兩位前輩已不能的情況下，才大發逆情之言。他認為人性本惡，人若成為完人，非用禮來約束不可。禮原本在孔孟那裏隻是一種自覺行為，但荀子卻認為必須要通過強硬手段使大家屈於禮。由於荀子好為人師，所以李斯很輕鬆地就成了他弟子。在荀子門下，李斯遇到了他的師兄韓非。
韓非與李斯有著身份的不同，韓非是韓國貴族，其血統之高貴自然是李斯望塵莫及。但這不是李斯嫉恨韓非的原因，他既然能讀懂老鼠法則，就堅信這個世界上貴族不過是倉中鼠而已，而他通過努力也可以成為倉中老鼠。讓他對韓非產生敵意的是韓非的學識也有可觀，並且在荀子看來，並不遜色於他李斯。
或許有人會說，李斯的學問之精與政術之巧，可謂前無古人。他似乎沒有理由對一個學問精深的貴公子嫉恨。尤為重要的是，在崇尚縱橫術的時代，韓非的口吃是致命的。一個不能與君主當麵交流的人注定不會得到君主的垂青。所以，即使李斯在與韓非同窗時有所嫉妒韓非，也不過是埋在心裏的。依他的觀察，韓非作為韓國貴公子，學成後必要為他的祖國貢獻力量。而李斯本人雖然此時還沒有決定去哪裏，但一定不是韓國。
幾年後，在荀子的認可下，二人學成。韓非真的就回到了韓國。李斯在辭別荀子前，說了作為小人物的宏圖壯誌：“我聽說一個人遇到機會，千萬不可鬆懈錯過。如今各諸侯國都在爭取時機，遊說之士掌握實權。楚王昏庸，不值得為他賣命，而中原五國國勢已經衰微，他們的功業是無論如何都無法建立的。放眼天下，恐怕隻有秦國有潛力，現在的秦王嬴政想吞並天下，這正是平民出身的政治活動家和遊說之士奔走四方、施展抱負的好機會啊！地位卑賤，而不想去求取功名富貴，好似禽獸！隻等看見現成的肥肉才想去吃，如同行屍走肉。所以我認為，人最大的恥辱莫過於卑賤，最大的悲哀莫過於貧窮。但有些人處於卑賤的地位和貧困的環境中，卻還要非難社會、厭惡功名利祿，標榜自己與世無爭簡直也是禽獸，我是與這樣的人分道揚鑣的。所以，我決定到西方去服務秦王。”
一個回到韓國，一個去往秦國，並誓要在秦國有所作為，原本，這二人是不可能再有見機會的。即使有，恐怕也隻是寒暄而已，不會成為政敵。但造物弄人，幾年後，二人真就走到了一起。韓非在李斯的危言聳聽下離開了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