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大計，教育為先；教育大計，學製為先。短短18個月的時間，民國教育學製改革風生水起，雖然經緯萬端，卻抽絲剝繭，按部就班。恰如一顆熠熠閃光的明星，在冰冷倉皇的寒夜，給中國億萬人以理想和希望。
民國教育人物
蔡元培：翰林前傳
蔡元培，1868年出生於浙江紹興的一個商人家庭，小名阿陪，後進入私塾，加昆弟行通用之“元”字，故名蔡元培。後取《詩經·大雅》中“周有黎民，靡有孑遺”一句中“孑民”二字，改號蔡孑民。
少時的蔡元培受到母親影響甚深，養成了勤勉正直的性格。據蔡元培後來回憶，母親為他們理發的時候，或者與他們一起吃飯之時，常常指出他們身上的缺點，督促他們發奮用功。如果他們犯了錯誤，母親也從來不會因此發怒斥責打罵，而是讓他們反省改過。而此時的蔡元培大有古代割肉療親的孝子風範。據說1886年，蔡母不幸患上胃疾，湯藥無效，病情加劇。蔡元培聽說割取臂肉和藥可以延壽12年，遂瞞著家人從左臂上割肉一片，為其母親和藥。
出任教育總長之時的蔡元培剛剛45歲，正行走在他73年人生的輝煌時期。在世人看來，這個成就可謂是個人仕途上的登峰造極。但我們回眸凝望一下蔡元培晚清時期的科舉之路，對於這樣的結果就不會驚訝：
1883年，16歲，蔡元培考中秀才；
1889年，22歲，蔡元培參加鄉試，中舉，浙江全省中試者155人，蔡列第23名；
1890年，23歲，蔡元培進京參加會試，金榜題名第81名貢士；
1892年，25歲，蔡元培赴京殿試，金榜題名“二甲第三十四名”進士；
1894年，27歲，蔡元培應散館考試，成績出眾，被授予官職翰林院編修。
在學而優則仕的封建時代，青春之年就已經取得了如此輝煌的仕途，我們想不出還有什麼人不對蔡元培的仕途人生感到豔羨。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曾以殿試閱卷大臣戶部尚書的身份主持蔡元培參加的朝考，其對蔡元培的評價是：“新庶常蔡元培，號鶴青，紹興人，乃庚寅貢士，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材料也。在紹興徐氏校刻各種書。”但是，“自六歲到十七歲，均受教育於私塾”的蔡元培卻始終“都無作官意，惟有讀書聲”。此時的蔡元培尚以尊崇宋儒為學術方向，屬於封建科舉製度下具有開明思想的士大夫。
就在蔡元培被授予翰林院編修的這一年，中日兩國的海軍在黃海海麵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海戰，戰爭的結果以北洋水師慘敗而告終。1895年，清廷簽訂《中日馬關條約》，讓蔡元培頓感悲憤，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他開始把目光從國內學術轉向西方社會文明變革的轉型，與當時國內眾多維新人士一樣，他計劃通過學習先進國家的社會發展經驗，實現救國的理想。
當時國內維新派和開明人士向國外學習已經非常普遍，留學歐美和東渡日本蔚然成風，蔡元培最初選擇了學習日文而非西文，因為他認為西文書價過於昂貴，而日本皆有譯本，通東文即可博覽西文書籍。況且英語、法語、德語等西文沒有三五年不能精通，而日文則較為簡易，往往半年即可有所收獲。從1897年起，蔡元培開始著手學習日文。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和梁啟超逃亡國外，“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拒絕出走，慷慨表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政治鬥爭上稚嫩的譚嗣同渴望用自己的鮮血喚醒沉睡的國民，這固然沒有實現，而這次政治事件卻與蔡元培的人生前所未有地緊密聯係在一起。
康有為和梁啟超為了維新變法運動積極奔走的時候，身為翰林編修的蔡元培並沒有參加，他這樣做並不是站在清廷的立場上維護封建製度，而是康梁變法方式與他的社會變革理想不合。這種既不徹底，也不可行的變法不可能挽救中國。所以在維新運動上，蔡元培保持著理解和默許的態度。但是，他對譚嗣同視死如歸的英勇氣概非常欽佩，變法者遭遇的屠殺使得他對清廷懷有的最後一絲希望亦徹底破滅，促使了他對中國社會變革道路發生更為深刻的思考，而最終的結論則是清廷已經無可救藥，隻有興辦教育，培養新人，才能徹底改變政府腐敗無能的現狀。據後來成為民國教育界著名人物的羅家倫回憶，蔡元培當時已經非常清醒地認識到教育救國的重要性：
我認為中國這樣大，積弊這樣深，不在根本上從培養人才著手，他們要想靠幾道上諭，來從事改革，把這全部腐敗的局麵轉變過來，是不可能的。
為此，他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辭去翰林院編修一職，攜帶家眷離開京城，南歸故鄉，開始了人生偉大的轉變。此舉正如人們評價的：
縱觀晚清數十年間，以名翰林而毅然拋棄前程，背叛本階級，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以後又能畢生堅持愛國事業的，僅蔡元培一人而已。
非常有意思的是，戊戌變法失敗後所有新政均被廢除，隻有京師大學堂得以保留，而京師大學堂恰恰是在蔡元培手中才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譚嗣同以死警示世人變法，他沒有看到為之充滿希望的清廷實現複興，但是，他用生命換來的京師大學堂則被蔡元培締造成民國乃至今天最優秀的大學。1917年，正是這位曾親眼目睹譚嗣同流血悲劇的清末翰林，以校長的身份主政北大，隨後在北京大學開展了一係列的教育改革，一舉奠定了北京大學在中國高等學校至高無上的地位，這也許是上天對他的最後一點恩賜。
1898年戊戌變法之後的辭職事件是蔡元培一生的轉折點，他從封建科舉製度下具有愛國熱情和開明思想的士大夫，轉變成為有強烈暴力色彩的革命家。從此，他對待革命已經不再停留於靜觀態度的理解和默許，而是直接以暗殺暴力革命的姿態身體力行地去實踐。
1904年冬天，東京軍國民教育會會員龔寶銓從日本匆匆歸國，他和蔡元培協商準備組織一個反抗清廷腐敗專製的革命團體。按照蔡元培的意見，該團體定名為“光複會”，據加入該會的會員俞子夷回憶，此時已經將近寒假，蔡元培老師與他談起組織問題，提示幾點綱要，囑起草一種章程，最終定名為“光複”。成立之初，蔡元培任會長，其成員有秋瑾、柳亞子、劉師培等人，身陷囹圄的著名學者章太炎也致信蔡元培，參與了光複會的創立，成為光複會創立者之一。
光複會以光複漢族、反對清朝專製、建立民主共和國為宗旨，以“光複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為誓詞，以“暗殺團”刺殺清廷要員為主要手段，表現出強烈的激進主義革命態度。
最初加入光複會“暗殺團”的成員均要舉行一個類似於封建幫會色彩的儀式：先寫一紙“黃帝神位”的橫幅，供於上方，再殺雞取血，滴雞血於酒中，跪地宣誓，舉起血酒一飲而盡。這些儀式很容易讓人想起幾千年來嘯聚山林的草莽英雄，但是，這群“草莽”卻是此前革命理想最徹底、學術成就最高的英雄。
為了成功暗殺清政府要員，蔡元培決定自己製造炸藥，於是積極吸收懂化學的人加入組織，並配置炸藥。蔡元培常常親自到實驗室練習。就在光複會成立後的第二年，光複會成員吳樾攜帶自製炸藥暗殺清政府“五大臣”，可惜因炸彈提前爆炸，不幸當場犧牲。
從仕途無限的翰林編修，到從事暴力革命的激進革命家，如此巨大的身份轉換，在中國曆史上除了蔡元培外是絕無僅有的。如果說晚清社會的腐敗是導致溫和的封建士人投身於革命洪流的外在因素的話，那麼蔡元培自身保持的開明的思想和進步的世界觀，應該是導致這種轉變的根本原因。最重要的是，單靠暗殺等暴力革命終究無法徹底改變社會，也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共和，於是始終保持進步思想的蔡元培，此時又不得不迎來新的人生轉變，這就是從暴力革命者，轉變為一名熱情的民主革命家、理性的教育家。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身在上海的蔡元培絲毫沒有狹隘的團體個人主義觀念，毅然同意將此時聲勢浩大的光複會合並加入同盟會，孫中山委任蔡元培為同盟會的上海分會會長。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蔡元培的命運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建立了真正的血脈紐帶關係。7年之後，蔡元培被孫中山親自任命為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開始了他人生中作為一名傑出教育家的角色經曆。
加入同盟會的蔡元培延續了激烈革命的鬥爭精神，後來成為民國教育界重要人物的黃炎培，正是在蔡元培的引導下加入同盟會的。他在蔡元培逝世後寫的悼念文章中曾如此回憶：
乙巳秋，吾師忽召至其寓廬，鄭重而言曰：“我國前途至危……欲救亡，舍革命無他道，君謂然乎？”則敬答曰：“然。”曰：“欲革命，須有組織。否則，力不集，事不成。今有會焉，君亦願加盟乎？”則敬答曰：“苟師有命，何敢不從。”期以某日深夜宣誓，出誓文，中有句：“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驅除韃虜，光複中華。”吾師既指“平均地權”句說明其理由，小子卒在吾師之前宣誓加盟焉。
但是，此時的蔡元培已經不再單純扮演革命家這一角色，而是有意識地向學者轉型。1907年5月，蔡元培前往德國留學。1908年，他進入德國萊比錫大學開始研究心理學、美學、哲學等學科知識，直至1911年底。德國萊比錫大學深厚的學術氛圍和先進的知識，奠定了蔡元培成為學貫中西的大師的基礎，尤其對西方世界先進教育體製的考察和體會，使其逐漸形成了自身對創辦教育的獨特理解。留德期間，他除了日常在萊比錫大學聽課學習之外，還親自翻譯了《倫理學原理》。為了更好地為中國社會服務，他又親自編著了《中國倫理學史》一書，這是我國倫理學史的開山之作，他因此被譽為“用新體裁著中國思想史最早的一個人”。
這段時期的學習經曆，也成為他在辛亥革命後主持全國教育行政工作，以及後來主持北京大學教育改造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源。對此，蔣夢麟在主持北京大學校長期間，麵對學生公正地讚揚蔡元培先生令人敬佩的精神與淵博學問的關係。他認為，蔡元培先生具有“溫良恭儉讓的中國精神”、“注重美感的希臘精神”、“表現平民生活態度，相信和尊重別人的希伯來精神”三個重要的精神，蔡先生的精神是哪裏來的呢？是從學問來的。
辛亥革命爆發之後，蔡元培正在德國考察中學規章體製。1911年10月11日，蔡元培應邀到一所中學考察期間，閱讀報紙時驚悉國內發生革命，18日就接到吳稚暉從倫敦發來的電文，該電文詳細介紹了國內武昌革命過程和形勢，他立即回複：“弟於一周前往一山中之中學堂考察規程，並為心理學之試驗。本擬逗留半個月始歸，俄焉於報紙中見吾黨克複武昌之消息，為之喜而不寐。”
11月28日，蔡元培在國內無數革命誌士的催促下，滿懷激動地抵達上海，稍作安頓之後，就開始了各個派係之間的調停之旅，力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1912年1月3日，蔡元培接到孫中山任其為教育部總長之令，從此開始了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的艱苦工作。
然而，曆史留給蔡元培任民國教育總長之位的時間極其短暫，短到隻有匆匆數月他就辭職旅歐。我們無法想象一個上任隻有數月的教育總長，能夠在如此狹窄的曆史板塊之間做出如此多的教育規劃。其規劃之客觀、籌謀之遠見、體係之細密，遠非當時任職時間更長的教育總長所能比，這是他在民國教育史上創造的奇跡。
1917年，蔡元培開始了北京大學校長生涯，與其此前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僅僅數月的履職形成鮮明的反差，褪去教育總長的光環，北京大學校長時期的蔡元培留給人們更為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後，當時的學生蔣複璁回憶起蔡元培校長，是如此充滿自豪。當時他在馬神廟新造好的大門裏邊空院內等考卷，隻見台階上坐著一個戴金絲眼鏡、穿黑馬褂的先生，靠在鋪綠呢的桌上，用紅硃筆點名，態度非常安詳，真是慈而有威。這時旁人告訴他說，這就是他從小即曉得的蔡先生。他精神上頓時感到一種莫名的喜慰，同時也生了一種莫名的驕傲。他想這才是大學生的光榮，有這樣一位校長來陶熔，那不是幸福嗎？
此時的蔡元培已經過了“知天命”之年，從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至花甲之年卸任，在任10個春秋。這10年裏，政府首腦更迭如同走馬燈，北洋政府的總統換了5次，還有臨時執政1人、攝政2人，內閣總理則換了30次。這十年裏，蔡元培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先後7次辭職，均未果
第一次辭職：1917年7月3日；辭職原因是反對張勳複辟。
第二次辭職：1918年5月21日；辭職原因是勸說學生不要去北洋政府請願未果。
第三次辭職：1919年5月8日；辭職原因是學生五四運動被抓。
第四次辭職：1919年12月31日；辭職原因是北京教員全體停職。
第五次辭職：1922年10月19日；辭職原因是北大學生爆發不滿講義收費而鬧學潮。
第六次辭職：1923年1月17日；辭職原因是抗議北大教員羅文幹被抓。
第七次辭職：1926年7月8日；辭職原因是從歐洲回國，拒絕與政府合作。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曆屆政府都不批準蔡元培的辭職申請，即使他離開北京大學，也並不是政府批準了他的辭職申請，而是因為軍閥張作霖取消北大改為京師大學校，他的北京大學校長之名不過是名義上被取消而已。也就是說，蔡元培自從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開始，就成了終身校長，即使是蠻橫粗暴的軍閥主政，也認為蔡元培是最理想的北京大學校長。一個大學校長能夠獲得世人如此認可，這在世界大學史上當是獨一無二的。
1940年3月5日，民國血色昏黃的天空，噩耗傳來，蔡元培在香港病逝。
毛澤東在蔡元培逝世之時發出唁電，尊稱蔡先生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北京大學校長的繼任者蔣夢麟先生稱之為“大德垂後世，中國一完人”。而美國著名教育學家杜威則評價為：“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夠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是的，一個在民國亂世，用傑出的領導智慧和淵博的學術知識，整飭了民國學製，鑄就了北大精神，澤被了後世教育，讓軍閥政客、學者名流、市民百姓、革命家、頑固派、複辟派、封建遺老無不折服的校長、教育家，“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