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辛亥革命的槍炮聲稍有平息，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1月3日，蔡元培被孫中山任命為教育總長。1月9日，在南京碑亭巷內務司樓上三間簡陋的辦公室裏，蔡元培和他的同事們鄭重宣布：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正式成立。
就這樣，身為堂堂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學貫中西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乘兩輪的人力車，在人力車夫的一路奔跑搖鈴聲中，穿越南京擁擠的街道，親自去大總統孫中山的辦公處領取官印。雖然這次上任不過經曆短短數月──因為對袁世凱倒行逆施的強烈不滿，蔡元培在同年7月憤然辭去教育總長之職，然後偕同家人奔赴德國留學考察──但是，蔡元培臨危受命籌建民國教育部的動人情景，一度被人們列為民國開國史上的趣談。也正是從這一天開始，他為民國教育演繹了一段經典傳奇。
然而，作為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擺在這位清末著名翰林麵前的困難是空前的。
民國初建，百廢待興。1月3日，蔡元培憑借其在教育界的崇高威望，臨危受命，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之職。可是，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的桂冠外表光鮮，內在寒磣。蔡元培受命之際，教育部簡直就是一個“草台班子”，甚至沒有辦公的地方，為此，蔡元培詢問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得到“國父”答複：“此須汝自行尋覓，我不能管也。”言下之意，不要指望國家給你安排了，一切都要自己想辦法。此時蔡元培心中滋味莫可名狀。
一個月前歐洲遊學之時，驚悉國內革命，蔡元培欣喜若狂，乃至夜不能寐。剛剛抵滬之時，也有好友提醒國內教育已經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爛攤子，讓他不要接手。深諳國情的蔡元培對於其中困難何曾不知？但是，物質匱乏竟然如此，還是令他措手不及。他無奈地在南京城的舊提學使署、南洋勸業會、獅子橋等處連續數日奔波，尋找辦公地點，但未果。一籌莫展之際，他遇見了恩師馬相伯。當時，馬相伯任江蘇都督府內務司長，他允諾借出內務司辦公樓的三個房間，蔡元培和他的同事們這才有了“官署”。堂堂民國教育總長，卻連尋覓一間辦公室都如此窘迫，其將麵對的重新整飭全國教育偉業將會遭遇怎樣的艱難，由此可想而知。
曆史總是不斷地創造神奇，民國的曆史注定了蔡元培把神奇的故事進行到底。匱乏的人力資源考問著蔡元培總攬全國教育大局智慧的同時，也成就了他成為這個神奇故事的主角。
教育部創建之初，僅蔡元培、蔣維喬和一名會計，總計三人。蔣維喬，1873年生於江蘇武進，自幼飽讀詩書，20歲中秀才，曾留學日本，力主“西學”，倡導中小學新式教育，於1902年加入蔡元培組織的中國教育會，後長期在商務印書館編輯小學教科書，並主持商務所辦的新式學堂。蔡元培赴南京就職之前，身在上海，他到蔣維喬家中登門拜訪，懇切地邀請蔣維喬共赴教育部，助他一臂之力。蔡元培說：“去國多年，於近來國內情形殊多隔膜，望公相助為理，部中一切，事無大小，皆願為我計劃之。”麵對如此真摯的懇請，沒有人會無動於衷，何況蔣維喬同樣心懷國家，又念及與蔡元培的故友之情，於是慨然應允，任教育部參事，負責草擬法令。
為了盡快搭建一個以新式人才為主要成員的教育部，蔡元培致電全國的有識之士，真切地邀請他們為國家教育出智出力。年僅23歲，隻是小學畢業的王雲五與蔡元培從未謀麵，素不相識。當時他被聘任為大總統府秘書，寫信給蔡元培闡述自己對教育的一些主張。蔡元培認為他的建議極為中肯，立即回函邀請他來教育部工作。最終，經過孫中山的同意，王雲五上午在總統府辦公，下午到教育部做事。
蔡元培選用部員，不論黨派，不計年齡，唯才是用。為了盡快招攬到人才，他采用了多種途徑：其一是邀請早年曾經一起共事的故友，如蔣維喬、鍾觀光、王小徐等；其二是邀請留學德國時的同窗，如俞大純、錢方度等；其三是邀請對教育學有研究的學者，如魯迅、許壽裳等。經過緊張而忙碌的招賢納士工作，蔡元培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組建了包括謄抄人員在內的30餘人。
自古文人多相輕。民國本是一個大師雲集、碩儒迭出的時代。桀驁不馴、恃才傲物的名流如恒河沙數，他們往往喜歡追慕魏晉風流，采取與世不合作的態度，彰顯人格氣節。在世俗者看來，能夠被教育部征召，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榮耀，但是，對於他們來說，卻意味著“被招安”的氣節盡失和人格的同流合汙。為了維護個人的清譽，更是為了捍衛傳統大儒的尊嚴，教育部急需的許多重要人選，對蔡元培的熱情邀請回報以冷漠和不屑。但蔡元培憑借自己的人品、風範和學問，贏得了追慕魏晉風流的名士們的尊重。他的邀請讓一道又一道緊閉的大門打開。
我們不妨通過蔡元培致王少泉未見回複函而再次致函的信件，走進這位偉大教育家廣闊無邊的心靈世界：
少泉先生惠鑒：
兩寄函、電，未蒙賜複，引領津橋，曷勝企盼。此間接手伊始，百端待舉。對於京師、北洋大學，更須待商執商。即本部專門學務一項，尤盼仁者惠臨，主持一切，教育前途之光榮也，豈僅鄙人承教受益已耶。此書達左右後，敬請執事即日命駕蒞京，來部賜教，不勝切急企盼之至。
這是何等廣闊的胸懷，又是怎樣為國家教育忍辱負重的曆史擔當？
蔡元培邀請所有人選都堅持“唯才是舉”的原則，絕不考慮私人恩怨、黨派不同、政見分歧。即使與自己政見不同的“異黨分子”，他同樣以國家大計為重，誠懇邀請。例如，他再三懇請非國民黨籍的範源濂擔任教育部次長。這位與蔡先生教育觀點上存在分歧的學者後來回憶當初蔡元培的邀請，深為其真誠正直所感動。當時蔡先生兩次親自訪問他，並且誠懇地說，現在是國家教育創製的開始，要撇開個人的偏見、黨派的立場，給教育立一個統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計。蔡元培先生再三強調，之所以敢於提出這個請求，是相信範源濂會看重國家的利益超過黨派的利益和個人的得失。經過蔡元培幾次真誠和熱情的勸說，範源濂終於接受了他的任職請求。這個決定曾經使範源濂受到不少更親近的前輩朋友們的責備誤會，可是範源濂並不後悔。在他和蔡元培合作期間，部裏的人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很多討論，卻沒有久懸不決的事，事情一經決定，立即執行，所以雖然時間很短，辦的事卻很多。
曆史賦予了蔡元培滿目凋敝、亂象紛擾的教育現狀，蔡元培通過一己之力回報曆史的則是澤被千秋的教育長城。
麵對凋敝和混亂的民初教育現狀，第一任教育總長蔡元培將如何著手工作，開始他不平凡的1912年？
被民國槍炮驚醒攪亂的中國教育，在1912年已經成了紛亂如麻、惶恐不安的爛攤子。經緯萬端，教育整飭首先需要從學製入手，所謂學製，就是一個國家的教育製度規範，這是任何一個國家推行教育的根本綱要。
民國之前的中國教育學製事實上有兩個，即晚清政府1902年和1904年製定的壬寅、癸卯學製，這兩個學製雖然是在清王朝統治期間製定，但是，與許多人想象中的清朝學製充滿了腐朽死亡氣息不同，中國從它們開始已經啟動了從傳統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轉型，曆史學界甚至評價，晚清新政中最富積極意義而有極大社會影響的內容當推教育改革。那麼，被曆史定性為腐朽無能到極點的晚清政府，究竟怎樣開始了“最富有積極意義的”新式教育？這樣的學製和民國成立之後的第一次學製改革，又有著怎樣的關聯？
壬寅學製的誕生，源自特殊的社會曆史背景。當時的清廷猶如黑夜中駛入風高浪急大洋之上的一葉孤舟，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先是1895年中日甲午海戰以清廷慘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告終，繼而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1901年又簽訂《辛醜條約》得以保存國家，麵對人人得以欺之、屢戰屢敗的現實，以及天文數字的戰敗賠款，國內民眾反抗之聲此起彼伏，生存環境之險惡可想而知，這一切都迫使清廷要員們尋找可以躲避被洋人堅船利炮炸得底朝天的厄運之生路。
人類理性思考的一個習慣在於，當被別人欺負的時候，最容易想到欺負你的人為什麼如此強大。在黃海海麵剛剛被日本人狠狠“教訓”一番的晚清政府，最先反思的是日本民族為什麼從“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角色，轉眼成了侮辱和損害我們的人。他們考察日本之後得出的結論是，日本國內教育效法西方大獲成功，並且提升了國家實力。日本教育成功之路給晚清王朝吃了一顆定心丸，教育成了當時挽救國家覆亡的最合適的一劑良藥。對此，深諳日本社會發展的梁啟超曾說：
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欲其大成，在變官製。
梁啟超是整個晚清時期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學者，他都認為教育可以救國，那麼，立刻整頓國內教育，實現教育救國當然是順理成章之事了。1901年，清廷下發了一道黃燦燦的詔書，詔曰：
除京師已設大學堂，應切實整頓外，著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外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學堂。
1902年1月10日，有“中國大學之父”美譽的張百熙被清政府任命為管學大臣，負責王朝學製的工作。同年，8月15日，由張百熙主持擬定的《欽定學堂章程》正式頒布，因為這一年是壬寅年，史稱該學製為“壬寅學製”。這個學製試圖通過效法歐美、日本等列強的教育經驗，特別是近鄰日本學製的形式，幫助中國運行了兩千多年的教育舊製。依照此學製，國內教育分成初等教育（分為蒙學堂、尋常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三級，共十年）、中等教育（分為中學堂一級，共四年）、高等教育（分為大學預科、大學堂、大學院三級，共七年）三個階段。
客觀地說，壬寅學製的締造者張百熙，個人並不主張學生以科舉仕途為人生目標，在當時科舉製度價值觀念占據教育主流形態的情況下，非常難得地強調知識學術價值。1904年，張百熙語重心長地告誡新科進士金梁：“京師乃人才薈萃之所，來者皆誌在得官，君當以求學問為先。官豈可求，惟學問必求而始可得爾。”但是，他個人既無力、也不可能阻止科舉教育對學生的毒害，因此，這份深深烙下日本教育學製痕跡的國家規劃，不可避免地遺留或者幹脆說刻意添加了晚清教育的標誌性文化元素：忠君愛國的德育思想和等級森嚴的禮儀。壬寅學製要求學生忠君愛國，尤其是帝王禮儀，更是一個都不能少；每年恭迎奉候皇太後萬壽聖節、皇後千秋歲、至聖先師誕日、春秋丁祭日，等等，全部由教習率領學生行跪拜大禮；即使開學、放假日，初一、十五等日，也全部由教習率領學生行跪拜大禮；學生每天早上參見教習，也一律作揖致敬。
壬寅學製最大的錯誤在於沒有從根本上斬斷封建教育觀念，殘留著濃厚的封建忠君教育思想，而這個問題不僅成為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蔡元培學製改革的基本內容，甚至在民國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成為一種教育的“餘毒”，衝擊著民國教育，而與之進行的鬥爭則成為民國前期教育家的一大曆史使命。
七年之後，魯迅任職於杭州兩級師範學堂，新任校長夏震武就極力奉行壬寅學製的教育模式，要求學校教務長許壽裳陪他“謁聖”，要求所有教師必須在孔子像前跪下，並且以封建社會下屬拜見上司禮節與他相見。這遭到魯迅等人的強烈反對，魯迅等進步教師憤然辭職。此舉在學生中引發巨大反響，進步學生強烈抵製夏震武的教育管理主張。由於夏氏頑固木訥，學校進步師生稱其為“夏木瓜”，此次風潮遂被稱之為“木瓜之役”。
十年之後，蔡元培先生以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之名建立壬子癸醜學製，一個重要的成就就是徹底破除了這種封建忠君思想和奴性跪拜禮儀模式。
十五年之後，同樣是蔡元培先生，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進行教育改革，一個同樣重要的成就就是，將學校殘存的封建衙門等級秩序和忠君教育流毒清掃了個幹淨，恢複了大學應有的自由民主精神。
這些留給後人解決的難題，在當時也受到了統治階級內部政治力量的衝擊。在複雜的政治鬥爭漩渦中，張百熙親手製定的壬寅學製根本無法實行，一年之後，就被新的學製所取代。
1903年，清政府下令張之洞與張百熙、榮慶等人共同重新擬定學堂章程。1904年1月，張之洞主持製定的《奏定學堂章程》正式登場。1904年是癸卯年，故此次學製史稱“癸卯學製”。
較之兩年前頒布的壬寅學製，癸卯學製延續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段七級的壬寅學製內容，但是，每個階段和級別又增加了諸如培養目標、立學宗旨、課程設置、教學方法、考核獎勵等詳細規定，且每個階段的分級也更加明確合理，最重要的是，這個學製第一次明確規定了全國各學堂統一遵守的立學宗旨：
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俾學生心術壹歸於純正，而後以西學灌其智識，練其藝能，務期他日成材，各適實用，以仰副國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這個由張之洞親自打造的癸卯學製，除了仍然模仿國外教育模式之外，特別強調讀經的重要性，明確宣揚從小學到中學，隻要能讀完四書一部、大經一部、中小經一兩部，就能夠“義理必已明白”，大有“讀經數部，其義自現”的味道。事實上，在具體貫徹這個學製的過程中，國內學堂每周都加大讀經課時，全國學校掀起一股讀經熱潮。此舉淪為當時許多外國教員的笑柄，他們譏諷中國正愚蠢地“可藉以經義戰勝各國”。有人研究統計，癸卯學製中小學每周讀經時數和百分比如下
在洋務運動中大出風頭的張之洞如此迷戀經書，並不全是他個人的封建思想在作祟，而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對經書在中國人精神信仰中作用的誤解。事實上，他把中國的經書當作西方的宗教，認為西方學堂皆有宗教，經書就是中國之宗教，學校萬萬不可廢除讀經傳統，中國雖然貧弱而人心尚不至於離散，原因何在呢？就是因為人人誦讀經書，“綱常名教禮義廉恥之重浸灌人心，深固而不可搖動故也”。
即使如此，張百熙和張之洞親手創建的兩個學製，對民國初年學製改革的影響，也絕不能以“障礙”二字概括之。封建科舉教育流毒確實存在，但是，上述二人畢竟屬於晚清社會思想開明人士，效法日本和歐美的教育模式，本身就對封建中國教育體製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更重要的是，兩個學製的頒布，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封建教育辦學無章程、無宗旨、無體係的“三無”狀態，是中國效法世界先進教育，現代新教育開始萌芽的標誌。全國各地的新式學堂不斷湧現。1904年，全國新式學堂數量為4476所，到1905年達到8277所，以後每年增加10000多所，到1909年，已經增加到了59117所。而同樣效法西方先進教育學製，特別是日本學製的民國“壬子癸醜學製”，除了增損日本的學製框架，替換以本國的具體課程外，幾乎毫無經驗可言。他們一方麵需要批判壬寅、癸卯學製中的流毒，另一方麵又不可能徹底摧毀舊學製，許多內容還是被新學製吸收了。這就是曆史留給1912年學製改革的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