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代，玄奘在印度巡禮期間，也曾瞻禮這個佛頂舍利。根據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卷2的記載：佛頂舍利放置在一個寶函之中，寶函放置在一個七寶舍利塔內，而這個七寶舍利塔則放置在一個多層的樓閣的第二層之中。玄奘看到的舍利顏色同法顯看的基本相同，即黃白色，但大小同法顯的記載略有不同，變成了“周一尺二寸”，而且“發孔分明”。
不知從何時開始，供奉在這裏的佛頂舍利又分出一部分供奉在了迦畢試國。玄奘曾經對此有明確記載：“王城西北大河南岸舊王伽藍……其伽藍東南有一伽藍，亦名舊王，有如來頂骨一片，麵廣寸餘，其色黃白，發孔分明……每至六齋，王及大臣散花供養。”“麵廣寸餘”，可見迦畢試國的佛頂舍利明顯比西北印度那竭國的佛頂舍利小。
佛頂舍利從印度到中國既是佛教向東方傳播的一個必然結果，也符合《雜阿含經》中所說的佛滅度後佛牙佛頂和佛缽安置東方的預言。根據唐代《法苑珠林》的記載，“又此東南往古王寺，有佛頂骨一片，廣二寸餘，色黃白，發孔分明。至大唐龍朔元年（公元661年）春初，使人王玄策從西國將來，今現宮內供養。”可見，供奉在迦畢試國的佛頂舍利在唐代的龍朔元年初春王玄策從印度帶回了國內，並供奉在皇宮之中。而在此之前的顯慶五年（公元660年）初春，“西域又獻佛束頂骨至京師。人或見者，高五寸，闊四寸許，黃紫色。又追京師僧七人往東都入內行道，敕以舍利及頂骨出示行僧道曰：此佛真身，僧等可頂戴供養。經一宿還收入內。皇後舍所寢衣帳，準價千匹絹。”該書還記載，這個頂骨舍利為螺髻束發的小頂骨，並非大頂骨。這麼說，佛頂舍利在唐代至少兩次從印度傳到中國，一個兩寸，一個4寸，大小不一。至於顯慶五年這個比較大的舍利到底來自哪裏，則不得而知了。
唐代皇宮**奉的佛頂舍利後來流落何處？現存的資料已經很難理清一個明確的線索。但可以肯定的是，來到中國的兩個佛頂舍利後來繼續為我國佛教界所供奉。後世陸續在一些地方發現有佛頂舍利的遺存可能與這兩個佛頂舍利有一定關係，如四川蓬溪縣鷲峰寺的白塔就被認為是供奉佛頂舍利的所在，浙江阿育王寺也被認為供奉著佛的頂骨舍利。與此同時，中國的佛頂舍利也有部分再次分割轉移供奉到韓國。如據韓國江原道平昌郡五台山月精寺的寺傳記載，新羅善德王五年（公元636年，一說七年）慈藏入唐，得舍利及佛頂骨舍利等歸國，創建皇龍寺和通度寺，安奉由唐地求回的佛頂舍利以及貝葉經等。
這次在南京發現的佛頂舍利珍藏在阿育王塔之中，可見其與印度曆史上阿育王的那次大規模的舍利分供活動有內在的聯係，可能的情況有兩種：一是阿育王轉供於印度西北那竭國的佛頂舍利或由那竭國轉移供奉於迦畢試國的佛頂舍利，後來由唐朝宮廷再次轉移供奉到了南京長幹寺（甚至還有其他地方）；一種可能就是屬於阿育王那次大規模的舍利轉移供奉中的一部分。當然，後一種可能性比較小。不管是哪種可能，南京的這次佛寺考古都可以被視為中國曆史上來自印度的佛頂舍利的再現，由於這具佛頂舍利在曆史上曾經是印度最著名的舍利，也是世界範圍內三大著名舍利（還有佛牙、佛指）之一，堪稱佛舍利的主要代表，所以它的發現具有重大的宗教意義和文化意義。(未完待續，如欲知後事如何，請登陸www.，章節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