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著名的革命根據地
1938年1月15日，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指示創建沂蒙革命根據地。據當時分析，在沂蒙創建革命根據地有“三好”：一是黨的基礎好。早在黨的創建時期，沂蒙地區就有黨的活動。中共一大代表、山東黨的最早組織者和領導者王盡美，是沂蒙莒縣北杏村人。二是群眾基礎好。黨領導沂蒙人民相繼發動過沂水暴動、蒼山暴動、龍須崮暴動、日照暴動等。在廣闊的沂蒙山區播下了革命火種，有建立根據地的群眾基礎。三是地勢好。沂蒙多山，並與蘇北相近。沂蒙有7000多個山頭，山多便於革命力量生存、發展和壯大，有建立根據地的客觀條件。陳毅元帥轉戰沂蒙根據地時，曾留下“臨沂蒙陰新泰，路轉峰回不怪。一片好風光，七十二崮堪愛”的詩句。劉少奇、陳毅、羅榮桓、徐向前、粟裕、羅炳輝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沂蒙指揮過著名的戰鬥和戰役。1947年在沂蒙山區打響的震驚中外的孟良崮戰役就是陳毅和粟裕指揮的。這個戰役擊斃國民黨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中將軍銜），消滅國民黨5萬多人，一舉扭轉了整個華東戰局，迫使國民黨由重點進攻變成“全麵防禦”。
三、沂蒙人民為解放全國作出巨大貢獻
在解放戰爭中，沂蒙人民立場堅定、愛黨愛軍，為解放全中國，無私奉獻。當時沂蒙人民的口號是：“全力支前，全程支前，破家支前”，擔架隊員顧不得包紮自己的傷口先把負傷的戰士抬下火線。王換於，冒著生命危險掩護撫養了27個革命後代，人們親切地稱她為“沂蒙母親”。明德英，沂蒙山區的一位普通婦女，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解放軍傷員，被人們親切稱為“紅嫂”。據不完全統計，在全國解放戰爭中，沂蒙人民參戰支前民工達200多萬人次，占人口的2/3。出動擔架29萬副，各種車輛11萬輛。許許多多的參戰支前民工推著小車“全程支前”，一直推到海南島解放才回到沂蒙（電影《車輪滾滾》，就是描述這種感人至深的場麵）。陳毅元帥感慨地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沂蒙人民用小車推出來的！”在華東革命烈士陵園中，有名有姓的烈士62576位，其中沂蒙兒女31000多位，占50％以上。在沂蒙大地上犧牲的還有一位“洋八路”，德國人，溫斯·希伯同誌（1897—1941）。他是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太平洋學會記者。1941年5月從蘇北根據地隨軍來到沂蒙根據地采訪，寫了《在日寇占領區的旅行》《無聲的戰鬥》等文章，向全世界人民真實地報道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軍民英勇鬥爭的業績。不幸於1941年11月30日在沂南縣大青山光榮犧牲。黎玉同誌題詞：“蒙山談話君滿意，沂水犧牲我心痛”。
四、弘揚沂蒙精神 振興沂蒙山區
什麼是“沂蒙精神”？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薑春雲同誌1990年2月到沂蒙山區調查研究，將“沂蒙精神”概括為4句話，16個字。這就是：“立場堅定、愛黨愛軍、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立場堅定，愛黨愛軍，“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的真理，在經過幾十年革命和建設考驗的沂蒙人民心中是紮了根的，沂蒙人民對黨對人民軍隊一往情深。在戰爭年代，沂蒙老百姓用鮮血和生命掩護我黨我軍的高層負責同誌和指揮機構，曾獲“小延安”的光榮稱號。建國43年來，沂蒙人民對黨對人民軍隊還是保持過去那樣一種感情。沂蒙人民在國際風雲變幻的情況下，聽黨的話，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知社會主義、信社會主義、愛社會主義、跟黨幹社會主義。”聯合國糧農組織官員到沂蒙考察，問老百姓：“共產黨好不好？資本主義好不好？”沂蒙人民堅定地回答：“共產黨好。共產黨給老百姓撐腰，為老百姓辦事；資本主義不好，少數人好，多數人不行！”看！沂蒙人民回答得多麼好啊！
說到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隻要一提起沂蒙山區的曆家寨，人們就會肅然起敬。20世紀50年代，曆家寨人民為改變貧窮麵貌，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整山治水，修築梯田。他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成為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毛主席當年曾親自指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國，曆家寨是一個好例。”
至於講到顧全大局、無私奉獻。沂蒙人民的壯舉更是感人至深，催人奮起。戰爭年代不去說了，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沂蒙山區先後建起44座大中型水庫，總容量為30多億立方米。修建水庫，魯南、蘇北受益，沂蒙要遷出527個村、拆除27萬間房屋，28萬畝良田，5萬畝山林被淹沒，40多萬庫區農民舍棄田園。沂蒙人民再次表現出顧全大局、無私奉獻的精神，需要搬遷就搬遷，需要獻地就獻地，不講條件，不問價錢。有了這樣一種精神，再加上改革開放的好政策，沂蒙地區的發展如虎添翼。
在短短幾年中，沂蒙就告別了幾千年的貧困曆史。沂蒙地區臨沂市區，高樓大廈不斷拔地而起，有相當的規模。沂蒙經濟有很大的發展。沂蒙過去是“四寨之崮、舟車不通、土貨不出、外貨不入”的地方，現在外貿產品已有15大類、400多個品種，遠銷100多個國家和地區，1990年外貿收購額達9.04億元。沂蒙經濟發展與“沂蒙精神”是什麼關係？臨沂地委副書記李祥棟很有感觸地說：“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沒有沂蒙精神的指導和激勵，我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就不可能取得現有的成績。”
五、“紅嫂’的最新情況
有人會問：“你到沂蒙，看到‘紅嫂’了嗎？”我是多麼地想看看“紅嫂”啊！可沂蒙太大，且時間倉促，未能如願！不過，我到處詢問有關“紅嫂”的情況。喜出望外的是，山東省民政廳工會主席劉振海在“紅嫂”住的村搞農村社教，他在《沂蒙人民在我心中》一文中比較詳細地介紹了“紅嫂”的最新情況。
“我們訪問了當年用乳汁救護八路軍傷員而聞名的紅嫂——沂南縣馬牧池鄉橫河村明德英老大娘。大娘今年88歲，因患白內障，眼睛已看不清了，但身體還健壯。政府每月補助她40元錢，當年被救的傷員莊新民（原上海市公安局長，現已離休）同誌，還不斷寄錢來。省話劇院演員王玉梅同誌去看望老人，當場表示，每月給老大娘寄20元。各界人士常給老大娘捐錢捐物。生活上沒有困難，但明德英老大娘一直穿著粗布衣，習慣於粗茶淡飯。我們送給她一盒大壽糕，放在她身邊，被老人退回來，別人送的好衣物她老人家也堅決不要。”
劉振海感慨地說：“戰爭年代作出重大貢獻的著名紅嫂，還過著儉樸的生活，這不正是愛黨愛軍、艱苦創業、無私奉獻的沂蒙精神的具體表現嗎？”
六、九間棚的巨變
平邑縣天寶鄉九間棚村，是沂蒙發展的一個縮影，也是沂蒙精神一個生動體現。
這個村位居高山，60戶人家，214口人，自然條件差，過去一直是個窮村。是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到龍頂山上，從1984年開始發生變化，而且變化越來越大。過去是“山下電燈通明，山上油燈如豆”；現在高壓電線架上山頂，給九間棚帶來光明和文明。家家電燈閃亮，80％的住戶看上電視。村裏辦起了石料廠、果品加工廠和養豬場，形成了種植、養殖、加工的良性循環。過去是“九間棚無路行，出門上店需爬行”；現在是盤山公路繞山轉，小車、大車可以開到村裏邊。過去是按戶分水，“吃水貴如油”，上山看姑娘最好的“禮物”是提“一罐水”；現在是“路跟渠，渠帶路，母子水池滿地布，灌農田，澆果樹，洗衣做飯水到戶”。過去是“大姑娘往外嫁，不見媳婦進山來”，1984年，有20個適婚小夥子，13個是光棍漢；現在是“鳳凰”飛山上，光棍漢喜結良緣。在九間棚村政府路邊有一群賣梨的婦女，我特意問一位老太太：“你們九間棚還有光棍漢嗎？”老太太笑著說：“沒有了！都娶上媳婦了，還是自己‘跑’上山來的呢！”說著，老太太指著身旁一位中年婦女說：“這不，她就是‘跑’上山來的！”“俺不是，俺不是！”那位婦女爭辯著。老太太說：“一天跑上山來談兩次，咋不是‘跑’上來的？”說著，婦女們“咯、咯”地笑成一片。在村裏負責接待的同誌，一個人給一個大白桃。那桃子甜得很，名叫“雪花桃”。從桃子“甜”，想到九間棚人的心裏“甜”！人均收入，1978年是40元，1984年是180元，1990年是 800元，1991年將達到1000元，真是“芝麻開花——節節高”！
是什麼精神使九間棚發生變化的呢？這就是“立場堅定、愛黨愛軍、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沂蒙精神。九間棚是窮，但有立場堅定、愛黨愛軍的光榮傳統。抗日戰爭時期，九間棚是有名的抗日模範村。八路軍一一五師一個連住進九間棚。解放戰爭時，當時8戶人家的九間棚，9人參戰支前。
九間棚窮，但“人窮誌不窮”，有個“窮精神”，這就是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精神。架電、修路、引水上山“三大工程”，除國家貸款8萬元外，其餘全是黨員和群眾“自籌”的。“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黨員，黨員看支部”。九間棚村正是這樣。9名黨員，急、難、險、重的任務衝在前，帶頭幹，群眾稱為“九根擎天柱”。“擎天柱”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是支部書記劉加坤，今年37歲，他是九間棚發生巨變的關鍵性人物，可他卻說：“我不比別人有本事，就是吃苦、吃虧、吃氣！沒有這三條，我誰也領導不了。”他“吃苦、吃虧、吃氣”知多少？九間棚人最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誌看過九間棚的報道後，高興地指出：“他們在那麼窮困落後的地方，依靠自己的雙手艱苦奮鬥，改變了家鄉的麵貌，人均收入達到七八百元的水平，實在是了不起的成績。現在，我國類似這樣的地方還不少，農村富餘的勞動力很多，這是我們的一大優勢。如能像九間棚村這樣公而忘私的黨員幹部帶頭，黨員又能發揮先鋒模範作用，把人民群眾組織起來，就什麼樣的困難也能克服，什麼奇跡也能創造出來。”
七、山東的精神風貌
沂蒙在山東，山東省黨政領導把沂蒙精神當做教育人民、振興山東的寶貴精神財富，不斷使之發揚光大，成為山東的精神風貌，成為推動山東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動力源泉。正如省委書記薑春雲所說：“‘沂蒙精神’是革命和建設實踐中逐步形成的、又具有時代特色的群體意識，它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的高尚道德，體現了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和優良傳統，體現了山東人民特有的精神風貌。”近幾年，山東經濟上得快（農業居全國第一位，工業居全國第二位），而且後勁大，同弘揚“沂蒙精神”有著密切的聯係。因此，到山東考察者，都應考察“沂蒙精神”，如果隻是就經濟考察經濟而不了解“沂蒙精神”這個無比強大的精神支柱，那就有可能未學在“根本”上。蒙山高，沂水長，願“沂蒙精神”像蒙山一樣在中華大地永遠矗立，像沂水一樣千秋萬代，長流不竭。
因為“寫”，被李荒選中當秘書
我自幼家境貧寒，讀書不多。但我熱愛寫作。1954年8月遼寧省成立後，我在辦公廳資料處當幹事（副科長待遇）。主要任務是采寫《資料簡報》供省委領導了解情況。有一期簡報是反映春耕、備耕供銷物資分配的情況與問題，是我到省供銷了解情況後寫成的。李荒看後認為很好，問秘書王令：“這簡報是誰寫的？”王秘書回答：“是資料處鄭奇誌寫的。”李荒從此對我有個印象。當他的秘書派到盤山縣委當副書記時，便由辦公廳推薦兩個人選中，選我當他的秘書。
1957年5月，我當李荒秘書以後，看的材料多，讀的東西多，走的地方多，特別是對中央、毛主席指示有點“先知道”的優越條件，《遼寧日報》從編輯到總編輯殷參也都了解我，這樣，報社經常來電話約稿。
李荒起床第一件事，是看《遼寧日報》。因此，我在《遼寧日報》上發表的雜文，他都看過。他默默地支持我的寫作。20世紀60年代，在“大躍進”日子裏，唯心主義盛行，鼓吹“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李荒不同意這種唯心主義觀點。一天到省委上班，在汽車裏，李荒說：“小鄭，你不是好寫嗎？我給你一個題目，你寫一下‘指標、措施、幹勁’。”不幾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十分指標，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幹勁》社論，李荒給的題目雖然沒寫，但說明李荒對我寫作的關心和支持。
因為“寫”，被抓“遼寧小鄧拓”
1966年，舉國上下批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家村”，我被抓“遼寧小鄧拓”。抓我“遼寧小鄧拓”時，還作了“手腳”（且不說是陰謀詭計）。此前，省委組織部已調我去黑山縣委任副書記。組織部幹部處長任俊國找我談話，說：“組織上調你到黑山當副書記，你趕快交代工作到職。”黑山縣委連我的辦公室都準備好了，“等鄭書記到職”。這時機關要開批“三家村”的聲討會，支部書記讓我發言。我說：“我都要走了，不講了吧？”但他仍堅持要我講，說：“你講講吧，作個紀念嘛！”實在是推托不掉，我想講就講吧！當我上台發言時，我發現人們的臉色變冷，有人向上遞條子，有人甚至在台下交頭接耳：“他批判鄧拓，他就是小鄧拓！”當我走下講台時，我的“講稿”被“沒收”。第二天，有人告訴我：“你到機關看看！”我問：“看什麼？”那個人說：“有你的大字報！”我趕快到機關貼大字報的一個屋內，滿牆貼我是“三反分子”的大字報。《遼寧日報》1961年11月21日發表過我的雜文《談適度》。其中引述：“黑格爾講過一個故事：一個農民趕著一條驢馱東西，他看驢挺著腰板蹬開四蹄矯健地走著，便以為‘負荷’太少，於是不斷地往驢背上加東西。但是，加到最後驢卻幹脆躺下不動了。”“這則故事，告訴人們一個關於‘度’的真理。驢是可以馱東西的，但馱多少合適，這就有一個‘度’。其實，不隻是驢馱東西有個‘度’，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度’。”這裏本來講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大字報誣我是把群眾當“驢”，大躍進把“群眾壓趴蛋了”。天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我看大字報當時如五雷轟頂，天旋地轉。接著，還是要我講話的那個支部書記“沒收”我全部雜文剪報，機關開辟“第二戰場”進行批鬥。我的縣委書記“烏紗帽”還未戴上，要給我戴上“三反分子”的大帽子！批判會要我承認“反黨”。那個支部書記狠狠地說：“不承認反黨，把你抓起來！”批判會上不斷有人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的底線是：說我寫的雜文有缺點錯誤可以，但說我寫雜文是為了反黨，就是把我打死我也堅決不承認。我愛共產黨，參加革命，在黨的哺育下成長，當了省委書記秘書，又要當縣委副書記，怎麼會反黨呢？還是那個支部書記覺得光憑文章給我定不了多大“罪”，竟派人到我的家鄉、我掛職的蓋縣熊嶽公社搜集我的“反黨言論”。公社被詢問的人回答說：“鄭書記在熊嶽鍛煉，表現很好，哪有什麼反黨言論！”因為我的機關大，而我是一個17級的縣級幹部，批判幾次就把我撂下了，去“矛頭向上就是大方向了”。但對我進行懲罰勞動，推磚運沙，弄得疲憊不堪，滿身塵土，走到街上孩童竟對著我喊：“大傻子！大傻子！”